“恶姻缘”:因果报应的抒写
今人对《醒世姻缘传》的因果报应问题，一般持否定态度。具体而言，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认为《醒世姻缘传》主要宣扬因果报应而否定作品。一种则认为《醒世姻缘传》的因果报应只是作品的框架与手段，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无非以因果报应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7]就是说，因果报应并非是作品的真正用意所在。还有学者认为《醒世姻缘传》的因果报应只是作品神道设教的工具，而被作者随意改造[8]。那么究竟哪一种解读更接近于作品的真实意图呢?我们有必要作一点辨析。
明清社会，中国佛教虽日渐式微，但作为佛教俗谛的因果报应思想还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的，面对着人心不古而又有着一定佛教氛围的现实社会，为了实现“正人心，厚风俗”的创作目的，作家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不啻为一种上策，因为弘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比宣讲儒家的伦理道德更能使人去恶从善，这是明清世情小说作家几乎一致的明智选择。而现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消亡殆尽，科学至上的现代人面对明清世情小说中比比皆是的佛教叙事，当然觉得相当隔膜，因为今人缺乏与之进行有效对话的思想储备与精神结构，所以当今对古代作品的很多解读看似新颖独特，其实与作品原意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反或毫不相干。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今天是没有什么市场，可在明清社会还是有比较积极的劝世效果的，所以简单、粗暴地否定明清世情小说中的佛教叙事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就《醒世姻缘传》来说，既不能因为其宣扬因果报应而贬低其价值，也不能说因果报应仅仅是其手段而已，更不应因其有大量暴露佛门陋相的描写就断定其是批判佛教的，而与原著精神几乎背道而驰。
佛教认为，因果报应是众生乃至整个宇宙存在的基本法则，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的生老病死、贫富贵贱、苦乐祸福等等无不受其左右。我们知道：一方面，中国原本的现报是世人能看得到的，可现报无法解释种种善人遭殃、恶人得福的社会现象，而影响了世人对因果报应的信受;另一方面，佛教的三世因果虽能圆满解释善恶报应，可其生报与后报又是世人所无法看得到的，所以世人对佛教三世因果的信心也同样打了折扣，西周生正是看到了这一佛法普及中的尴尬瓶颈，而有意选择了两世恶姻缘的生报来谋篇布局，希望读者从这个演绎生报的故事中生起对佛教果报论的信心。世人特别是现代读者肯定会有疑问，既然人们无法看到生报、后报，那么西周生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素材，而不是凭空虚构，而且作者凡例中还有言之凿凿的真实性保证。其实，不要说古代，就是现代也有不少关于“再生人”的报道与记载，在现实生活中阴阳倒置的惧内男子确实不少，问题是从来没有人从前世因果的角度来阐释这一反常的现象，西周生一定是收集了许多惧内的话柄，其中可能有一些通过梦境等方式显示与前世瓜葛的传闻，这就启发了西周生的创作灵感，一个演绎生报的两世恶姻缘的小说故事框架逐渐明晰起来。作品的重心自然放在第二世，即被晁源伤害的狐仙、计氏分别转世的薛素姐、童寄姐如何发威报仇以及晁源转世的狄希陈如何惧内的精彩叙事，这一部分就占了全书近五分之四的篇幅，而有关前世的叙述则相对简略，就是开头的22回。当然作品只是以两世姻缘为骨架，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了明代中后期色彩斑斓的世情叙事，因为铺写得越细致逼真，就越能使读者对佛教果报论生起信心。现实生活中现报倒是不少，可是现报又不能充分反映因果法则，更无法解释善恶反报的情况，而生报与后报又极为罕见，所以西周生选择两世恶姻缘来演绎生报，真是煞费苦心而又独具匠心，因为实在是找不到比这更恰当的演绎生报的生活素材了。《醒世姻缘传》在明清众多的宣扬因果报应的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棋高一着。
夫妇是五伦之一，妻淑夫贤的好姻缘固然寻常，可如仇人相见般的恶姻缘也时有所闻，夫唱妇随是正理，可阴阳倒置、雌鸡报晓的夫妇关系也屡见不鲜，惧内这一历朝历代都有的反常现象，到了西周生的手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作者这样形容道：“唯有那夫妻之中，就如脖项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间无处可逃，夜间更是难受。官府之法莫加，父母之威不济，兄弟不能相帮，乡里徒操月旦。即被他骂死，也无一个来解纷;即被他打死，也无一个劝开。你说要生，他偏要处置你死;你说要死，他偏要教你生;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教你零敲碎受。这等报复岂不胜如那阎王的刀山、剑树、硙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9](《醒世姻缘传·引起》)小说第二部分可谓是古今悍妇与惧内的集大成之作，令读者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作者有意将自己所能搜集到的众多的悍妇与惧内话柄都糅合到薛素姐、童寄姐与狄希陈身上，于是一出出戏剧性的虐待与受虐场面就轮番上演了，在令人捧腹之余，也让人掩卷深思。薛素姐本来也是个端庄淑女，可在嫁给狄希陈的前夜做了个“换心”的噩梦之后，就摇身一变为一个绝世的悍妇了。素姐从噩梦中吓醒之后说：“我梦见一个人，像凶神似的，一只手提着个心，一只手拿着把刀，望着我说：‘你明日待往他家去呀，用不着这好心了，还换给你这心去。’把我胸膛割开，换了我的心去了。”[10](第四十四回)素姐短暂的噩梦是过去了，可狄希陈则开始了漫长的噩梦。作者安排这一匪夷所思的“换心”细节，意在强化轮回转世的真实性。新婚第一夜狄希陈就被素姐拒之门外，结婚头两个月狄希陈就尝尽了苦头：“这六十日里边，不是打骂汉子，就是忤逆公婆。……狄希陈轻则被骂，重则惹打，浑身上不是绯红，脸弹子就是扭紫。狄宾梁夫妇空只替他害疼，他本人甘心忍受。”[11](第四十八回)狄希陈跟别人相处都很正常，可是只要见了素姐，就同老鼠见了猫一样，如临天敌，新婚之夜他磨磨蹭蹭不愿进新房：“我不知怎么，只见了他，身上渗渗的。”[12](第四十五回)后来接连被素姐坐“床头监”，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而又笑破肚皮，第六十回狄希陈第一次坐“床头监”被发现后，相大妗子叹息道：“天底下怎么就生这们个恶妇!又生这们个五脓!……他就似阎王!你就是小鬼!你可也要弹挣弹挣!怎么就这们等的?”[13]而素姐自己也纳闷：“我不知怎么，见了他，我那心里的气不知从那里来，恨不的一口吃了他的火势!”[14](第四十五回)他们双方一见面，一个不由自主地就生气，另一个则无端地就害怕，一个疯狂虐待，另一个则逆来顺受。手打脚踢、爪抓口咬之类体罚还算是小菜一碟，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大刑不时地伺候，鞭笞、针刺、上拶子、上柙、坐“床头监”、蚊咬、冻饿……至于谩骂、诅咒更是家常便饭，最登峰造极的当是第七十四回给活人做超度荐拔，公刑与私刑交加，老式与新潮齐下，没有她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狄希陈对素姐的顺从、惧怕，特别是素姐对狄希陈的永无止境的无名怨恨与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种种惩罚与报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正如环碧主人所描述的那样：“可怪有一等人，攒了四处的全力，尽数倾在生菩萨的身中。你和颜悦色的妆那羊声，他擦掌摩拳的作那狮吼;你做那先意承志的孝子，他做那蛆心搅肚的晚娘;你做那勤勤恳恳的逢、干，他做那暴虐狠愎的桀、纣;你做那顺条顺绺的良民，他做那至贪至酷的歪吏。舍了人品，换不出他的恩情;折了家私，买不转他的意向。虽天下也不尽然，举世间到处都有。”[15]像薛素姐与狄希陈这样的超级悍妇与惧内的原因，作者当然归之于前世因果：“原来人世间如狼如虎的女娘，谁知都是前世里被人拦腰射杀剥皮剔骨的妖狐;如韦如脂如涎如涕的男子，尽都是那世里弯弓搭箭惊鹰绁狗的猎徒。辏拢一堆，睡成一处，白日折磨，夜间挝打，备极丑形，不减披麻勘狱。”[16]而今人则有用现代西方的虐恋心理学来进行阐释，其实以弗洛伊德、荣格等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跟佛教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现代心理学还只是在心理的表层打转，远没有达到佛教所揭示的人性、人心的深度。比如虐恋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虐待狂与受虐狂，看似颇有道理，可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与行为呢?现代心理学就无法回答了，而佛教心理学则能很圆满地解释诸如此类的咄咄怪事。
西周生以两世恶姻缘来演绎生报，并由此奠定了全书的叙事框架以及前简后详的叙事格局。前世只是必要的铺垫，今世才是重头戏，拥有大量悍妇与惧内话柄的作者在第二部分大显身手，就像一个导演一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话柄的功能，使得这些来自各种渠道的话柄天衣无缝地连接成一个整体，并通过艺术加工，让每一个话柄都浑然天成，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我们知道，将一个个粗糙的话柄改造成一节节充满神韵的作品段落，最能考验作者的艺术功力，需要作者付出极大的创造心血。事实上，西周生强大的写实能力使得读者已经很难觉察到话柄的存在，经过他的生花妙笔，原本干瘪的话柄已升华为一串串血肉饱满的艺术珍品，仅凭这一点，《醒世姻缘传》就征服了不少现代读者。诗人徐志摩这样赞道：“全书没有一回不生动，没有一笔落‘乏’，是一幅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里图》，我们如何能不在欣赏中拜倒!”[17](徐志摩《醒世姻缘传》序)艺术眼光一贯挑剔的现代才女张爱玲对《醒世姻缘传》更是推崇有加：“《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18](张爱玲《忆胡适之》)而胡适则主要从文化与史学的角度来肯定《醒世姻缘传》广泛写实的巨大功绩：“《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自然会承认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不但是徐志摩说的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痛苦、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19]这里胡适所极力肯定的显然不是作者所特别关切的，其实对古代作品的现代解读往往都会产生与原著精神的错位甚至背离，所以缺乏因果报应思想资源的现代人面对这部世情力作时，难免会产生一些困惑。比如胡适就难以接受《醒世姻缘传》的结构：“其实《醒世姻缘》的最大特点正在这个果报的解释。这一部大规模的小说，在结构上全靠这个两世业报的观念做线索，两个很可以独立的故事硬拉成一块，结果是两败俱伤。”[20]更不用说美国学者浦安迪了：“《醒世姻缘传》研究中最困难的批评问题无疑是如何解释构成这部作品结构的说教的因果报应框架。”[21](浦安迪《逐出乐园之后：〈醒世姻缘传〉与17世纪中国小说》)精神资源的不对等，当然难以产生与原著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共鸣。
在全力演绎两世恶姻缘生报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大作品因果报应的分量与力度，作者又见缝插针般地糅进了不少现报叙事，这显然又是作者对其拥有的众多现报话柄的一种艺术处理。《醒世姻缘传》有着丰富的现报叙事，其中大多是恶报，少数是善报，而与善少恶多的现实世情相一致。在两世姻缘之间，作者特意插入了明水镇世风恶化前后所遭受的截然不同的天报：“单说这明水地方，亡论那以先的风景，只从我太祖爷到天顺爷末年，这百年之内，在上的有那秉礼尚义的君子，在下又有那奉公守法的小人，在天也就有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日子相报。只因安享富贵的久了，后边生出来的儿孙，一来也是秉赋了那浇漓的薄气，二来又离了忠厚的祖宗，耳染目濡，习就了那轻薄的态度，由刻薄而轻狂，由轻狂而恣肆，由恣肆则犯法违条，伤天害理，愈出愈奇，无所不至。以致虚空过往神祇，年月日时当直功曹，本家的司命灶君，本人的三尸六相，把这些众生的罪孽，奏闻了玉帝，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神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甚么轻飚清籁，不是摧山，就是拔木。七八月就先下了霜，十一二月还要打雷震电。往时一亩收五六石的地，收不上一两石;往时一年两收的所在，如今一季也还不得全收。”[22](第二十七回)接着就重点铺写了辛亥年明水镇所遭受的致命水灾，以及随后的荒灾，乃至发生的人吃人惨剧，意在说明人作恶就会遭到天的惩罚，这样的天灾更是人祸，其实主要发生在明中期，特别是万历与崇祯年间，作者有意将之剪辑到成化前后的明水镇，以集中表现善恶有报的主旨。主要人物当中，前世的晁源因淫乱最后与唐氏一起成了刀下鬼，当然是恶报现前，其他演绎恶报的都是次要人物，甚至是旁添的人物，这是作者巧妙地把一些恶报的话柄点缀在故事的主干情节中。如第十一回贪赃枉法的武城县令胡某背生天报疮而死，第二十七回忘恩负义的秀才麻从吾夫妇最后双双暴死，第二十八回作恶的秀才严列星夫妇被显圣的关公双双腰斩，第三十九回汪为露不仅得怪病而亡，连尸体也被雷劈得稀烂，第五十四回“欺主凌人，暴殄天物”的厨子尤聪被雷劈死，第八十八回欺心的吕厨子配死高邮，等等，一个个作孽怪物自作自受，都难逃现世的恶报。
如果说《金瓶梅》的世界几乎是“漆黑一团”，那么《醒世姻缘传》中还出现了一丝亮色，那就是作者精心刻画的正面人物晁夫人，她成为善报的典型。她分田产给赤贫的族人、收养孤儿寡母、一次次救济灾民等种种善行义举，使她现世屡受善报，县长亲自为其挂匾，皇帝封她为三品诰命夫人，百姓称其为“活菩萨”，且活到105岁，最后端坐升仙而去。晁夫人可谓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寄托了作者的道德诉求，具有从正面感化人心的力量，其光辉的形象与那些卑劣的恶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昭示着善恶有报且丝毫不爽的天理。
《醒世姻缘传》满纸的因果叙事，可令人困惑的是，作品中同时又有着大量的有关僧道的负面描写以及一些似乎违背因果报应逻辑之情节设计，而有自己拆台之嫌。正如学者付丽所分析的那样：“为纲常教化作者设计了果报逻辑，为维护纲常作者又改造了神道逻辑。虽然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在佛教戒律意义上是铁面无私、不容动摇的，但当其遇到观念正统的文人西周生，也只能如魔方一般任其改装组合。”[23]明清时期，佛门普遍自身不净确是事实，这是社会风气日趋糜烂的一个重要标志，作者不回避这个问题，意在反映世风日下的程度，而不是要否定佛教及其果报思想。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还想要在小说中借因果报应来教育世人，这岂不真是自欺欺人之举?虽然末法时期佛门普遍不净，但这也没有动摇作者对佛法的信心。如第一百回写胡无翳游到峨眉山：“只见那峨嵋(眉)山周遭有数百里宽阔，庵观寺院，不下千数个所在，总上来也有万把个僧人。其中好歹高低，贤愚不等，也说不尽这些和尚的千态万状，没有一个有道行的高僧，可以入在胡无翳眼内的。”[24]作者对佛门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对高僧、真僧的渴慕也跃然纸上，如此我们就能理解晁梁夫人为什么要劝晁梁在家修行：“你读了孔孟的书，做了孔孟的徒弟，这孔孟就是你的先生。你相从了四五十年的先生，一旦背了他，另去拜那神佛为师，这也不是你的好处。……不必说那为僧为道的勾当。你只把娘生前所行之事，一一奉行到底，别要间断，强似修行百倍。你如必欲入这佛门一教，在家也可修行。爹娘坟上，你那庐墓的去处，扩充个所在，建个小庵，你每日在内焚修，守着爹娘，修了自己，岂不两成其便?”[25](第九十三回)这里再次点明了作者的儒家本位思想，因为佛门缺乏良好的修行环境，在守孝与出家修行的两难选择中，作者以中庸的态度调和了儒释的矛盾。至于通篇的因果叙事，作者还是谨慎处理而少有破绽，比如念《金刚经》虽能消除业障，但一要有缘，二是其消业也是有限度的。正如第三十回计氏所说：“这托生女身，已是再加不上去了。若诵了经，只管往好处去，那有钱的人请几千几百的僧，诵几千万卷宝经，甚么地位托生不了去?这就没有甚么善恶了。”[26]所以作者在《牟语》中就奉劝世人还是不要杀生作恶为妙：“世间狄友苏甚多，胡无翳极少，超脱不到万卷《金刚》，枉教费了饶舌，不若精持戒律，严忌了害命杀生，来世里自不撞见素姐此般令正。是求人不若求己之良也。”[27]全书这样结束道：“只劝世人竖起脊梁，扶着正念，生时相敬如宾，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28]综上所述，无论是对佛理的了解还是对佛的虔诚，作者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这是《醒世姻缘传》进行大规模因果叙事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如果连自己都还没有“醒”，“醒世”之说根本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