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自从韩愈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而开启宋代道学的先声之后，道统思想的强弱就成了衡量一个士人是否真儒的核心标志。被朱元璋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是明初杰出的“醇儒”之一，他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原道”“宗经”“师古”，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又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使得宋濂成了中国文化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吊诡的精神个案。对宋濂身上的儒道释的纠缠，他的好友同僚应最有发言权，一生偏重于儒家的刘基认为：“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至其驰骋之余，时取释老佛语以资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茶、饮茗汁也。”^[1]而同为宋濂知己的王袆的看法可能更为公允：“景濂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置诸其书中，无辨也。”^[2](王袆《宋太史传》)当然更多的是抵制的声音，如明代理学家郑谖就因宋濂的佞佛而加以指责，现代的文学史家对宋濂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也很不以为然等等。本文拟对宋濂的极端的道统思想及文学观与其佞佛的关系做一番探讨，以推动对宋濂的深层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