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能滞弥文:宋濂的道统文学观
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而由宋濂总裁修撰的《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这一被后人看来严重危害文学的举措其实就源于宋濂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从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文以载道”，到刘勰《文心雕龙》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明道”“宗经”“征圣”，道统文学一直波澜不惊，而直到唐代以恢复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所大力倡导的古文运动，才一时盛况空前，至宋代真正迎来了道统文学的全面盛张。宋初经过柳开、穆修、石介等人的努力，到北宋中期理学兴起，周敦颐、二程、欧阳修、苏舜钦等前后接力，道统文学终蔚为大观，但至宋濂时，道统文学又早已凋零。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高屋建瓴，比前辈儒者更能体会到道统文学的珍贵，而毕生竭力倡导在常人看来难以理喻的、极端的道统文学观，其用心良苦，亘古未有。
宋濂早有文名，经柳贯、黄溍等文章大家的栽培与褒奖后，更是声名鹊起。柳贯谓宋文“浑雄可喜”，曰：“吾邦文献，浙水东号为极盛。吾老矣，不足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景濂。以绝伦之识，而济以精博之学，进之以不止，如驾风帆于大江中，其孰能御?”黄溍谓宋文“雄丽而温雅”，曰：“吾乡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柳、黄过世后，“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40](王袆《宋太史传》)。可让人意外的是，宋濂并不满意自己的文名，他写于中年的自传式的《白牛生传》中有云：“或以文人称之，则又拂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41]年近花甲之年他又这样总结道：“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砚，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42](《赠梁建中序》)宋濂为什么不承认自己为“文人”呢?为什么越来越悔恨自己几十年来的“以古文辞为事”呢?这其实还是根源于宋濂越来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
那么，宋濂心目中的“文”或“文人”的标准究竟怎样呢?其观念又是怎样演变的呢?我们先看宋濂前期的思考：“呜呼!文岂易言哉!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天地之文发为人文……虽其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43](《华川书舍记》)“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天地之间，至大至刚，而人藉之生者，非气也耶?必能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圣经。不若是不足以谓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系道，不作焉可也。”[44](《浦阳人物记·文学篇序》)花甲之年的宋濂这样强调：“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45](《赠梁建中序》)晚年的宋濂又进一步总结道：“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炜然，非故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圣贤亦然，三代之《书》《诗》，四圣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尝求其文哉?道充于中，事触于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尔!故四经之文，垂百世而无谬，天下则而准之。”[46](《〈朱葵山文集〉序》)这里宋濂反复论述的就是“道”“气”“德”与“文”的同一关系，那么这个“文”就不是广义的“文”，而是狭义的高标准的“载道”或“明道”之“文”了，这样的“文”当然是罕见的。
越到后来，宋濂道统文学观越是极端而明确，当然也更让人难以接受了。在《〈徐教授文集〉序》一文中宋濂再次大谈特谈“道”与“文”的关系：“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时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时而竭也;金与石至固且坚，亦有时而销泐也。文辞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间，而谓其能不朽者，盖天地之间，有形则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无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皇极赖之以建，彝伦赖之以叙，人心赖之以正，此岂细故也哉?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47](《〈徐教授文集〉序》)接着又从反面来论述：“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廋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厌厌不振，如下俚衣装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徐教授文集〉序》)宋濂评判是否为“文”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道”，这样自然就排除了大量无“道”或少“道”的作品，等于取消了文学的多样性，而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因而他对历代名家之文的评判就更让人瞠目结舌了：“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违，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始无愧于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48](《〈徐教授文集〉序》)显然，在宋濂看来，前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书册中能被称为“文”的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能被称为“文人”的人也就屈指可数了。
致仕家居后撰写的《文原》与《文说》则更为集中地表述了宋濂后期的道统文学观。前者明确指出：“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49](《文原》)后者又给“文”下了个更标准的定义：“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50](《文说》)而最能反映宋濂道统文学观日趋极端的，则是他对司马迁、班固的态度的变化：“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荦确邪蹊耳，胡可行哉?”[51](《文原》)这里，宋濂将同为“枝与叶”的“迁、固”也砍去了，最终将史书也逐出了“文”的领域。到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宋濂为什么不敢被称为“文人”和悔恨自己的“溺于文辞”了，他把“文”的标准大大提高，而排除了“流俗之文”，后人就只能望“文”兴叹了。
由于坚持自己正宗的道统文学观，宋濂对千百年来的“文之衰”现象深感忧虑。他在《师古斋箴并序》一文中借题发挥道：“然则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诸心，心之言形诸书。日诵之，日履之，与之俱化，无间古今也。若曰专溺辞章之间，上法周汉，下蹴唐宋，美则美矣，岂师古者乎?”[52]在《〈讷斋集〉序》中他又感慨道：“孔子忧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陵夷，学者昧其本原，乃专以辞章为文，抽媲青白，组织华巧，徒以供一时之美观。譬如春卉之芳秾非不嫣然可悦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盖寡矣。呜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极乎!”[53]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时，宋濂却为道统文学的长期缺失而忧心忡忡，而大声疾呼，可是回音寥寥。
一生浸淫佛老的宋濂却坚持如此极端、激烈的道统文学观，而把道统文学观发展到极致，乍一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如果像宋濂那样能贯通儒道释，对这样的观念也就释然了。曲高和寡的道统文学观发展到宋濂这样一个最高峰，可谓戛然而止了，后来虽有唐宋派的余波，也很快淹没在“情”与“个性”的文学声浪中，道学、道统文学观已走进了历史的末路。明清以来，文学可谓百花齐放，可就是缺少了真正的、也是最重要的道统文学，后人遥望的只能是站在明初的宋濂那孤独、依稀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