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性与雅俗

何为诗性?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诗性与道家的“道”有着相似的不可言说的一面，但中国人还是力图把握诗性的内涵。从“诗言志”“思无邪”对主体道德、人格的强调，到“诗缘情”对情感、个性的重视，这一转变其实并没有撼动中国儒家的“诗教”传统，因为“志”与“情”是融为一体的，“志”为本，有了“无邪”的“志”，必会产生高雅的“情”，“志”与“情”共同谱写了诗性的精神本质。

“人之初，性本善”，诗的本质其实就是人原初的精神内涵——真善美，就是雅。从个体来说，人最初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就像李贽“童心说”所强调的那样：“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焚书·童心说》)清代诗人张问陶也有类似的吟咏：“要从原始传丹诀，万化无非一味真”(《题屠琴坞论诗图》)、“尘缘逐处丧天真”(《己未岁末述怀》)。就是说，随着个体的长大与社会化，童心会渐渐丧失殆尽而俗不可耐，故而才有青少年大多是天生诗人的现象，因为青少年大多童心尚未灭尽，但很快就会童心不再，极少数童心能长期保存的，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极罕见的另类——诗人了。从社会方面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人类童年时期，都有着共同的精神特征——诗性智慧，而随着科技、理性的发展，人类背“道”而驰，逐步走向异化，而难以返璞归真了。这种情况在西方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科技文明在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吹散了人生的诗意，造成了人们心灵的枯竭、人格的异化、人性的丧失等各种精神的普遍危机。在法国，卢梭大声疾呼，主张返归自然，重建那种被现代人所抛弃了的朴素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生活方式。在德国，浪漫派早就提出了对世界进行“诗化”的口号;狄尔泰标举体验美学，他建立的精神科学理论试图为我们解开人类生命价值之谜，他曾断言，“诗向我们揭示了人生之谜”;尼采呼吁酒神精神，赋予人生世界一种审美的意义;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思考与展望：非理性主义、生命美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无一不是以唤回人生的诗意为旨归，竭力想挽救被技术洪流所淹没了的人的内在灵性，拯救被理性思维所窒息了的朴素运思方式，纠正日益异化了的人生与世界。诗性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直到近代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以前，中国一直都是诗性盎然的国度，可是以物质与科技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很快就吹散了萦绕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几千年之久的诗意，曾经的诗性国度正日益物质化、庸俗化，国人已经堕落到了不知何为诗性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持续近两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最终虽不了了之，可面对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现状，那场讨论的意义就愈加凸显。人文精神的内涵当然很丰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诗与审美、敬畏之心与崇高感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诗性，就是精神，就是雅。黑格尔就认为个体的精神取向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他有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有一段诗一般的议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后来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毛泽东所强调的“精神”，其实就是诗性，就是人生的本质内容。温家宝总理于2007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首题为《仰望星空》的小诗，意味深长;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强调要抵制“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一正一反，都是在劝导国人要“有点精神”，要弘扬生命的诗性本色，就雅去俗，提升人生的品位与境界。

有人惊呼“文学死了”“诗人死了”，其实人的诗性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世人只因贪求物欲，在无边的欲海里挣扎、沉浮，而迷失了真心，所以诗人、文学家就成为社会的良知与灯塔，指引着世人迷途知返，回归本性，彰显生命的诗性本色。在当代文坛上，苏童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的诗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