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的诗性内涵
生活中的苏童安分守己，创作中的苏童却喜欢折腾。为了寻找“黑暗中的灯绳”，苏童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创作题材与风格虽几经转变，从“香椿树街”到“枫杨树村”，从童年的记忆到历史的想象，从现实到神话，从意象到白描，但作者的诗心未变，作品主题的诗性内涵未变。
苏童自小生活的“城北地带”，在小说中被处理成“香椿树街”，围绕着亦真亦幻的“香椿树街”，苏童尽情地回味着诗意盎然的童年生活。一个人有关童年经历的记忆虽然总是残缺不全的，但因为有着童年的特殊视角，一切便都有了文学的意味，正如苏童所概括的那样：“我从小生长在类似‘香椿树街’的一条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黏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14](苏童《自序七种》)《乘滑轮车远去》《刺青时代》《城北地带》《南方的堕落》等作品刻画了倔强的血性少年达生、漂亮乖巧的美琪、粗鲁暴躁的红旗等一个个鲜活的少年形象，回力球鞋、U形铁、滑轮车、工装裤、古巴刀……这些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细节，演绎着时代少年的欢乐与哀伤、自由与冲动、憧憬与忧愁。童心难灭的苏童长期沉湎于自己早年的记忆，抹去了政治的、时代的风云，只剩下纯粹的人性风景：“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15](苏童《自序七种》)在这些色彩斑斓的怀旧叙事中，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书写的背后，隐藏着作者那颗寻觅、探索人生真谛的心。当然，“香椿树街”系列作品同时也如实地描写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些琐屑的、庸常的生活画面在苏童的笔下却有了某种美感，那也是生活给他的灵感与感动：“我从一盆被主人搁置在老虎窗前的枯萎的万年青上，看见了南方生活残存的一点诗意，就那么一点点诗意，已经让我莫名地感动。”[16](苏童《关于现实，或者关于香椿树街》)生活给了苏童“一点点诗意”，苏童却给了我们无边的诗意。
苏童探寻的目光终于穿越了童年记忆的碎片，来到了“枫杨树村”，一次次操练着自己精神的怀乡与还乡，《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祭奠红马》《祖母的季节》《逃》《外乡人父子》《米》等作品共同营构了苏童扑朔迷离的精神故乡或文学故乡——“枫杨树村”。苏童的祖籍是扬中，父辈起才移居苏州谋生，扬中原来是长江中心的一座小小的孤岛，苏童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除了湿漉漉、雾蒙蒙的印象，其他没有任何关于祖辈故乡的记忆，苏童笔下的“枫杨树村”其实是苏童梦游、神往的虚拟故乡，是苏童生命血脉的“根”。苏童生长于苏州，但苏州显然还不能算是他的根，无“根”的困惑使得苏童只能靠想象与文字去寻觅、建造自己的“根”：“我写这个其实是‘寻根’文学思潮比较热闹的时期，‘寻根’文学思潮推动了我对自己的精神之根的探索。因此，‘枫杨树’的写作其实是关于自己的‘根’的一次次的探究，这探究不需要答案，因此散漫无序，正好适合小说来完成。通过虚构可以完成好多实地考察完成不了的任务。”[17](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与其说苏童通过小说来缝合家族史的碎片，还不如说苏童借助想象、意象在完成人性史的拼图，欲望、冷酷、残暴、灾难、逃亡……种种颓败的气息笼罩着“枫杨树村”，先人们的种种愚昧、丑陋与不幸、痛苦在苏童的笔端尽情上演，政治、历史在作品中只是模糊的背景，纵横驰骋的主角是原汁原味的美丑一体、真假一如的人性。“当我想知道我们全是人类生育繁衍大链环上的某个环节时，我内心充满甜蜜的忧伤，我想探究我的血流之源，我曾经纠缠着母亲打听先人的故事。”(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对苏童来说，先人们的一切细节，不管是好是坏，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当苏童用好奇的、探究的眼光去想象、还原先人们的斑斑劣迹时，丝毫没有亵渎的意味，无论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吸人精血的陈文治、薄情寡义的陈宝年，还是《罂粟之家》中满身梅毒大疮的刘老信、好色成瘾的陈茂，苏童的笔调始终是温情而浪漫的，一次次颇有收获的寻“根”之旅，使得“枫杨树村”系列成为苏童小说中最富诗性的作品。
真正让苏童声名鹊起的还是以《妻妾成群》为开端的“红粉”系列。“枫杨树村”系列的先锋姿态让苏童在小说形式上折腾了一番，但很快苏童就发现了先锋写作的危机，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向传统的回归，《妻妾成群》就是一次华丽的转身：讲故事，重白描，在散发着阴柔气息的古典小说的迷宫里穿梭，苏童如鱼得水，在人性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有人把苏童的“红粉”系列，包括《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等概括为“新历史”小说系列，其实历史在苏童的作品中一般只剩下模糊的背景，甚至是缺席的，苏童在意的是“人性”的故事，展现的是“人性”的空间，而不是历史，苏童把自己的这种创作方法叫作“老瓶装新酒”：“在写作时，我试图摆脱一种写作惯性，小心地把‘人’的面貌从时代和社会标签的覆盖下剥离出来。我更多的是讲人的故事。……以前的小说文本通常是将人物潜藏在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的线索的后面，表现人的处境。我努力地倒过来，将历史、政治的线索潜藏在人物的背后，拷问人物不一定要把他们倒吊着，可以微笑着伸着懒腰逼供。我想我自己认为的新酒就在这里。”[18](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这是苏童的聪明之处，也导致了其作品屡屡被误读：“譬如《妻妾成群》，许多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旧时代女性故事’或者‘一夫多妻的故事’，但假如仅仅是这样，我绝不会对这篇小说感到满意的。是不是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呢?假如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那我对这篇小说就满意多了。”[19](苏童《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来刻画女性形象，自然有着种种障碍，可是苏童却显得驾轻就熟，颂莲、梅珊、小萼等一个个鲜活的妇女形象跃入读者的眼帘，而显示了苏童惊人的创作天赋——虚构的力量与热情：“虚构不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种把握，一种超越理念束缚的把握……虚构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它更多的是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导致你对于世界和人群产生无限的欲望。按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这些人群，从而使你的文字有别于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有别于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或小道消息，也有别于与你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20](苏童《虚构的热情》)苏童最根本的与众不同就是他的诗性的眼光，陈旧的题材、平常的人物，到了苏童的笔下就会让人耳目一新，且耐人寻味，那是因为一切都已经抹上了苏童的诗性色彩：“比如我对人性的探讨，什么是阴暗，什么是灰色、堕落，在我这里都不形成道德上的美与丑，我的‘王国’我说了算，这不是自恋，是我们剩余不多的一份骄傲。”[21](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
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使苏童跻身中国当代文坛优秀作家的行列，蜚声海内外，但苏童自己最钟爱的却是他的短篇小说。自称患有短篇“病”的苏童，主要深受外国短篇大师的影响，他先后转益多师、移情别恋于契诃夫、高尔基、海明威、博尔赫斯、乔伊斯、雷蒙德·卡佛等欧美大家，当然也喜爱冯梦龙、沈从文、汪曾祺等中国的短篇大师。近年来苏童的写作重心明显地移向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佳作迭出，《向日葵》《水鬼》《古巴刀》《巨婴》《骑兵》《西瓜船》《拾婴记》等一大批短篇小说，像一首首优美、精致的抒情小诗，将苏童诗性写作的唯美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与其说苏童在写小说，还不如说他写的是诗，一曲曲关于人性的挽歌，美丽而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