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浮躁几时休

(三)炒作、浮躁几时休

正如网民“晋阳之甲”所说的那样:“对于于丹教授的批评根本不属于正常学术论争的范畴,这是一起恶劣的社会腐败事件,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一场荒唐闹剧,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真可谓斯文扫地!”[10]整个“于丹事件”,于丹本人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始作俑者、罪魁祸首还是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国人浮躁的灵魂。

于丹之错。据《人民日报》报道,是《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忽悠于丹开讲《论语》的,但不管怎么说,自己没有金刚钻,却敢揽下了瓷器活儿,就是第一大错。既然接了活儿,就应该尽力做好,可事实上于丹又太自以为是,根本没有认真准备,他自己也曾坦言:“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小故事,鼓捣到一起。”[11]所以站在讲台前的于丹能口若悬河,更是信口开河,离题万里就不谈了,逻辑之混乱,文理之不通,遣词造句之笨拙生硬,东拉西扯,一团乱麻,如此忽悠大众,实在是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且对公众失敬,这是第二大错。把《论语》都讲成那样了,还敢再讲《庄子》,真是“无知者无畏”,因为稍有点国学功底的人都知道,《庄子》的思想境界是远远高于《论语》的。当然按照于丹的讲法,也确实毫不奇怪,即使让她讲《坛经》《圣经》也一样轻松自如,因为她讲的内容跟讲的题目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于丹式的“六经注我”,几个人这样胡侃完全可以,可是在堂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就这样面对大众开讲,纯属胡闹,这是第三大错。讲座轰动,销书火爆,又是签名售书,又是巡回演讲,“学术明星”“学术超女”,公众、媒体的疯狂起哄,使得本来就虚荣的于丹更自我膨胀得没谱了。例如有记者问她:“很多人叹服你的口才,想知道你是如何练就的?”她回答说:“经典给了我悟性,给了我力量,这不需要任何演讲技巧。语言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有技巧没境界’‘有技巧有境界’是前两个层次,到第三层次就是‘境界浑然天成,技巧终被抛却’。”记者又问:“你是如何对国学产生兴趣的?”她回答说:“爸爸是个很好的启蒙老师,他希望文化对我的生命有一种力量,让我知道自己的价值。《论语》是我从4岁读到40岁的书,已不是我外在的研究对象了,它是我的生活方式。”[12]读《论语》竟把一个人读成这样了,实在是天大的滑稽,普及传统文化的人竟然是如此的浅薄,实在是绝妙的讽刺。这是第四大错。至于其讲解中出现错误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层级之低劣,堪称当代奇观,空前绝后,这一点本文无须展开,因为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作了耐心的披露和分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身为教授的于丹曾经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多个电视栏目进行过策划,还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这些骄人的业绩同时也从反面透露了作为学者的于丹早就浮躁成什么样儿了。

《百家讲坛》之错。对《百家讲坛》的变脸,观众早已有所感觉,为了提高收视率,给栏目重新定位,淡化专业、学术及思想,增强娱乐性、通俗性、普及性,本也无可非议。刘心武、易中天、于丹一路走来,大获成功,收视率节节攀升,可问题是栏目也应该要换名儿了,改为“百家书场”似乎比较合适,因为说书的是不需要什么学术、思想的。开初的《百家讲坛》虽收视率不高,但像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霍金、叶嘉莹、周汝昌等大家的讲座有思想、有学术,品位高,可成为经典的学术视频,这样的高品质讲座当然不应该冀求一时会有很多观众,收视率低是很正常的事,但它未来的、潜在的观众却是无限的。而现在的这些讲座牺牲了思想、学术,以普及的名义,一味地媚俗,以快餐文化的模式生产文化垃圾,收视率是提高了,经济效益是有了,但对社会并无多少真正积极的贡献,浪费了有限而极其宝贵的公共资源。曲高必和寡,搞普及性讲座更非易事,非大手笔不行。所以在选题、选人及难易程度上应格外慎重,最好是找某一领域内有真才实学表达能力又强的高手来担当主讲,在每一个专业领域中应当不乏这样的人才,只要愿意找。肚里有货但口才差固然不行,但仅凭口才而肚里没货更不行,因为前者只是讲得不生动,后者却很可能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此次“于丹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制片人选人严重不当,让一个几乎就不懂《论语》《庄子》而只会信口开河的人去讲孔子、庄子,也许是理科出身的制片人万卫过于相信于丹的“才”了,加之其本身对《论语》《庄子》也知之不多,于是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文化闹剧就此开演了。

出版社之错。在电视上讲讲也就算了,大不了以后不要再播出,也就没什么恶劣影响,可当事人可不是这样认为的。精心策划的于丹讲座竟如此红火,当然要把策划进行到底,这样千载难逢赚钱的绝好机会岂容错过。于是这一闹剧中的另一主角儿——出版社(先是中华书局,后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迫不及待地登场了,魔术般地创造了令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畅销书奇迹(仅《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发行第一个月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册,第二个月达到了200万册),轻轻松松地赚了个盆满钵满,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空前的双丰收。于丹宣讲《论语》的节目播出后,全国有超过10家出版社都想争取出版有关书籍。“最后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出版《于丹〈论语〉心得》,关键是中央电视台和于丹本人对中华书局的图书质量有绝对的信任。很多老专家都把这本书狠狠地‘滚’过,我们也知道这本书发行量大,容易被大家盯着,中华书局在没有什么硬伤这方面绝对自信。”[13]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曾经这样告诉记者。真不知道中华书局那些老专家是怎么“狠狠地‘滚’”的,还是顾青副总编辑在说谎,总之就这样一本“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破书”就是销量火爆,气死那些“迂”博士们、“扁鱼”们。

媒体之错。那么这不是咄咄怪事了吗?简直成了新版“拍案惊奇”了。其实事情并不神秘,答案就在媒体那儿。在这场举国读于丹的狂欢节中,媒体是贯串全剧始终的第一号角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无法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媒体的大肆炒作,能有那么多人去看讲座、去买书?特别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七天登载所谓“于丹现象启示录”之后,全国大小媒体更是一哄而上,炒得于丹像坐上了火箭,快成天仙了。这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如果没有看过、读过《于丹〈论语〉心得》就这样胡吹,是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如果看过了、读过了还这样吹,就是天理难容了。不是不要宣传报道有关弘扬、普及传统文化的事,相反,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的代言人,应该大力宣传弘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只是此次宣传完完全全搞错了对象,真让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中国人也太“幽默”了。

大众之错。改革开放以来,与物质生活水平迅猛提高极不相称的,是国人精神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拜金主义猖獗,颠覆崇高,解构神圣,生活渐渐变成一地鸡毛,于是人们渴望喝一点“心灵鸡汤”聊以慰藉,于丹乱七八糟、自己都不知道讲的什么的所谓“心得”,恰如一股春风吹进了人们的心田。谁叫你不去读点经典,不忽悠你忽悠谁,真是忽悠没商量!这样的“心灵鸡汤”喝了就有用?何况有几个“鱼丸”好好喝的,喝了就真的像于丹那样有了“心得”吗?其实,这于丹版“心灵鸡汤”不喝倒好,越喝反而越迷糊,不然怎么会把于丹当偶像而不是真正去学习孔子、庄子呢?

从于丹之错,到大众之错,接二连三,一错再错,其实都只是一个字——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