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宗教:“拿来主义”

尽管老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亲身受到过佛教的恩典，他本人也曾在佛事活动中多次帮过忙，且后来还专门看过一些佛教书籍，然而他始终没能领悟到佛教的胜义，未真正走近佛教。

由于宗月大师的鼎力相助，少年老舍才得以上学，所以老舍从小便与佛教结下了因缘。老舍感激宗月大师：“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1]老舍亲近宗月大师，不是为了接纳精深圆融的佛理，而只是“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所以他不能真正理解宗月大师的举动：“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2]

1924年老舍到达英国伦敦之后，与许地山交往较多，一度对佛教兴趣倍增。他后来回忆道：“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3]显然，老舍始终没能迈过佛教的门槛。

据史料记载，1922年老舍在北京缸瓦市教堂伦敦教会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1924年老舍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发表论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提出西方基督组织不适合中国情形，认为教会应自立、自治、自养。同年夏经在燕京大学的艾温士牧师推荐，赴伦敦大学东方神学院任华语讲师。1930年回国后任教于教会学校齐鲁大学，曾在北京神学院和青年会作过讲演。抗战期间，在重庆作过《〈圣经〉与文学》的演讲。

但是，老舍绝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回忆道：“老舍可是从来没有作过礼拜，吃饭也不祷告……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的精神，并不拘于形迹。”^[4]可见，老舍对待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拿来主义”。为什么老舍只汲取了佛教的向善和基督教的博爱、救世等品质呢?这跟老舍身上带有的满人古典伦理色彩有关。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一文中认为：“自古以来，满族的传统理念崇尚淳朴、忠义、豪爽、正派的品性……满族传统理念格外看重人生在世的自尊度，无论处于盛世还是处于乱世都应有道德自律。满人通过自觉的德行养成来表达对一己名誉的看护，也以个人操守来支撑对民族声誉的守望。”^[5]作为八旗后代的老舍，对异样文化的取舍，自然以自己注重的道德信念为标准。也就是说，老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评判宗教的，他欣赏佛教、基督教，只是因为二教的劝人为善与救世的宗旨与他的道德理念相吻合而已。因此可以说，老舍对宗教其实还是很隔膜的，老舍一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宗教层面，虽然他提倡“灵的文学”，虽然他作品中有不少宗教的元素，虽然宗教和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