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破”
我们先梳理一下鲁迅“立人”的“动作”史，即“破”的历史。鲁迅认为，经过“圣人之徒”“伪士”的作践，中国的“朴素之民”堕落成了庸俗的“众庶”，而几千年没能“立”起来，都在“铁屋子”里“昏睡”，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被动的局面，只有打破“铁屋子”，让成为奴隶甚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中国人“立”起来，争得“人”的资格，中国才有救。所以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一生的主要“动作”就是不遗余力地打破这“铁屋子”，以“破”为“立”，但他的“动作”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青年鲁迅一开始对“立人”大业充满信心，以为中国只有多出现一些尼采那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振臂一呼，就能唤醒“众庶”：“凡人之心，无不有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24]“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5]似乎“立人”救国大业指日可成，可是鲁迅刚起步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新生》杂志的夭折和《域外小说集》遭受的冷遇使鲁迅认识到，“精神界之战士”与“愚昧的国民”在精神上几乎是无法沟通的，国人不是那么好唤醒的，雄心万丈的鲁迅不得不停止了“动作”，而有了他留日归国后近十年的沉默。五四新文化运动又重新点燃了鲁迅“立人”的希望与信心，但从五四初期《呐喊》的兴奋、助威，到五四高潮时《彷徨》的无奈、痛苦，再到《野草》的苦闷、绝望，鲁迅的“动作”是越来越小了，“立人”事业又几至停顿。好在这一次僵局为时较短，到上海后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介入，使鲁迅的“立人”事业得以起死回生，且渐入佳境。
现在我们来盘点鲁迅跟“铁屋子”战斗的伟业及偏激之处。鲁迅称自己“立人”的“道术”是“任个性而张精神”，可是究竟怎么“任个性而张精神”，鲁迅语焉不详，也没真正付诸行动，也就是说他不是从正面来“立人”的，而是以“破”为“立”，认为只要毁坏了“铁屋子”，“个人”就自然“立”了，所以鲁迅“立人”真正的“道术”是“破”。鲁迅也确实是“破”的高手，可谓战功卓著，捷报频传，相继揪出了奴性、守旧、健忘、迷信、敷衍、献媚、无特操等以阿Q精神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民劣根性，而其最辉煌的战绩则是“礼教吃人”与“中国人至多不过是奴隶”的两大惊人发现，这是鲁迅撕破了千百年来遮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身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看到的中国“铁屋子”里的悲惨景象。鲁迅的目光是犀利的，他打破了一件件披着美好外衣的“圣物”，高明的中庸其实是折中主义，士大夫们的三教合一其实是无特操，优雅的礼教其实是吃人者，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其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古老辉煌的中国文明其实也就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鲁迅对“铁屋子”的描绘显然过于悲观，可是对打破这“铁屋子”又显然过于乐观：“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6]“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7]事实上，毁坏一个“非人”的世界，创造一个真正的“人”的时代，又岂止是一代青年的使命，而应该是无数代青年的使命。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像鲁迅这样抡着一把“立人”的斧头痛快淋漓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砍得如此体无完肤、狼狈不堪、惨不忍睹，也难怪毛泽东要连用七个“最”字来褒奖鲁迅，鲁迅确实说出了别人说不出或不敢说的话，如此叛逆且深刻，千百年来，唯鲁迅一人而已。鲁迅自己也承认：“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28]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9]可见鲁迅是善于“破”的，善于给社会、民众“看病”，却拙于“治病”，这也确是鲁迅的心里话，面对自己大刀阔斧砍伐后的中国文化的废墟和中国人精神的废墟，鲁迅确实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在这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去“立”一个崭新的民族文化与个体精神，虽然他的“立人”也有独立性、创造性、反抗性的标准，但这标准又太模糊、宽泛了，而近于无了，根本无济于事。
对自己过于负面的心理，鲁迅自己也很烦恼、无奈：“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30]这里的“毒气和鬼”就是指鲁迅碰到一切事物时潜意识地总喜欢从负面去分析的习惯，这确实也是鲁迅性格心理的重要特征，就是极端的灰色悲观心理，凡事总往坏处想，而较少或不愿注意事物好的一面。所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讨伐除了时代使然，也带有性格的因素，而难免偏激了。比如鲁迅对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庸的批判就是这样的，虽然鲁迅否定的是中庸的庸俗化变体——折中主义，但从他批判“三教合流”看来，他确实是过于偏激而不能接受和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前面已分析过，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境界高下不同，各有侧重，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各取所需，或并行不悖，或三教合一，这是中国历史上反复证明了的，比如苏轼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教合一的代表。但鲁迅坚决反对这种“无特操”的文化现象：“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31]为什么儒者就不能去学道信佛呢?为什么儒道释就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而不能和而不同呢?因为鲁迅天生就是偏激的性格，所以他对儒家的中庸也是最厌恶和痛恨的，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任何文化都有精髓与糟粕的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着种种缺陷，但也不至于像鲁迅所批的那样夸张，似乎一无是处。比如封建礼教的庸常化固然有“吃人”的一面，但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恐怕也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一直占据社会主流思想地位的应该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糟粕，否则中华文明早就应该中断了，这一点却是鲁迅没有也不想看到的。再比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个性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换来的是家庭、社会的和睦，这是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体现，因为这样总比一味放任个性而导致天下大乱好，而鲁迅却把这样的社会看作是做稳了奴隶甚至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显然又太偏激了。人的个性的自觉与解放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像一个人小时候的幼稚，本没有什么好责备的，这是一个人长大成熟必须经历的过程，所以鲁迅由于缺乏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加之偏激的性格，就放大了过去中国社会的不足。鲁迅的发现乍看起来，确实吓人一跳，可放眼世界历史，有哪个国家民族不是如此呢，而中国应还算幸运一些的，因为毕竟有儒道释文化的共同指引。另外，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确实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其中有些像圆滑、敷衍等也许是中国人特有的，但更多的是人类普遍的劣根性，如自私、冷漠等，而所有的这些毛病都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所不可避免的，在鲁迅发现之前就存在，在鲁迅发现之后还将继续存在，要真正根除这些毛病同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哪个思想家一揭露就会消失的。但也正是这样的意义彰显了鲁迅及其文字不朽的价值，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鲁迅的文章都将作为人性的一面镜子，促人反省，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