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气味”与“写作时要调动全部的感受”
莫言强调“小说的气味”与“写作时要调动全部的感受”，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就是要大写特写人物的感觉，他说：“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书充满气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让自己的书充满独特气味的作家是最好的作家。”[1]这里莫言毫不掩饰自己的文学偏好，认为铺天盖地地进行感官甚至感官变异叙事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可同时也暴露了莫言言说的不严谨乃至认识的误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红楼梦》《阿Q正传》等是并不带有或少有莫言所说的“气味”的经典小说，难道它们还不如带有浓重乃至呛人“气味”的《丰乳肥臀》好?
当然，被莫言视为文学“圣经”的感官叙事，如果运用恰当，确实能产生令人震撼的文学效果，比如莫言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就是这样的佳作。只可惜莫言后来过于文学自信，在创作时对自己的感觉与想象毫无节制，而在感官叙事的歧途中越走越远。很多读者都惊奇于莫言满纸鲜活怪异的感官描写，但对莫言的感官叙事最为激赏的恐怕当属学者刘再复了，他用“生命”一词来形容莫言的感官化小说：“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2]刘再复算是现今肯定莫言的声浪中重量级的学者了，他专门出版了《莫言了不起》一书，可见他对莫言评价之高，甚至带点狂热了，而且以这样的标题为书名，实在是过于冲动了，有失学术著作的基本品质。
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刘再复又进一步阐释了莫言的“全生命写作”：“莫言不是用头脑写作，而是用全生命写作。全生命包括心灵与潜意识，他的作品呈现的全是活生生的生命、活生生的人性。……莫言的宝贵之处是他彻底醒悟了，而且最彻底地抛弃教条，最彻底地冲破概念的牢笼，让自己的作品只磅礴着生命。他的小说是‘生命爱恨’‘生命呻吟’‘生命挣扎’‘生命喘息’‘生命强悍’‘生命脆弱’‘生命狂欢’‘生命悲哭’‘生命神秘’‘生命荒诞’‘生命野合’‘生命诞生’‘生命死亡’‘生命野性’‘生命魔性’等生命现象的百科全书。”[3]刘再复是我一直敬仰的学者，但他对莫言如此击节叹赏，我还是很惊愕。我承认莫言的感官叙事能力很出色、独特，说其是空前绝后的，也不为过，可是在他的作品中实际呈现的往往是感官叙事的泛滥与细节描写的臃肿，更为致命的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很难找到人物心灵的深厚内涵，而达不到刘再复所标立的“全生命写作”的理想境界。当然，刘再复也不是有意拔高莫言，他对莫言作品的体验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他没有误读莫言的话，那么《红楼梦》等传世之作该置于何地就将成为难题。
另一位将莫言的感官叙事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学者陈思和。他早在1987年对莫言的感官描写就有过细致的思考：“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像左拉那样，片面强调人的生理性，但在整个文学创作中，我们不仅关心人的社会性，而且更关注人的生理性，我觉得这在对人的整体性认识上，没什么大错，关键在于写得好不好。《红高粱》中这段写的是有点恶心，但这是否就算艺术上的缺点?过去我们受到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很大，比如刚才严锋说的赛马，如果你以作品情节发展为中心，托尔斯泰确实写得比左拉好。但我觉得左拉的作品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4]陈思和是肯定莫言的感官叙事的，并且运用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在25年后莫言获诺奖之际，他又做了进一步概括：“我之所以从左拉开始谈起，是因为左拉的人生和创作标志了两种对理想的不同演绎可以同时存立：前一种理想倾向于人类对于美好未来的勇敢追求和斗争精神，而这个美好未来的标准既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外在于人的生命的一种被确认的原则，在多元角逐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这一原则在不同政治语境下也被赋予了多元的解释;而后一种理想倾向于对于人的生命元素及其文化历史的追寻和发现，歌颂人的生命力量，并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描写来认识人性，充分肯定人应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掌握自己命运，而不是消极地被拯救，这种追求更多地倾向于人文的理想和文学的理想。应该说，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实践，这两种理想主义的倾向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尊重并且有所反映。这次莫言的获奖表现了这一点。莫言的创作无疑是属于后一种理想倾向的传统。”[5]陈思和对两种理想主义的界定无疑是颇有见地的，可是莫言的创作是否真的“属于后一种理想倾向的传统”，应该还有待商榷。
就像不少人喜欢拿魔幻现实主义来套莫言小说一样，其实莫言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实在有限。莫言自己曾坦言，他直到2007年才真正读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前他只看了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给莫言最大的启示就是，福克纳可以创造“约克纳帕塔法县”，他也可以创造文学的“高密东北乡”，虽然他同样至今也仅仅是看了《喧哗与骚动》的开头几页。显然，莫言跟当年的那批先锋新潮作家一样，他们学到的只是诸如形式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皮毛而已，而无法真正吸收卡夫卡、加缪、贝克特、马尔克斯等伟大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人文精神，因为中国作家难以具备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结构，就像一般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一样。莫言的作品具有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外衣，而难以拥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内核，魔幻叙事仅仅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段，而在中国作家这里却几乎成了目的，导致这种文学“南橘北枳”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本文第二部分将要论述的作家思想资源问题。
相比于刘再复与陈思和，莫言的同学加老友朱向前可能对莫言看得更真切一些。早在1993年，当“莫言病”日趋严重的时候，朱向前就撰文提醒好友：“他早先创作中暴露的那些缺陷，如感觉的炫耀、泛滥乃至重复，语言的毫无节制，狭隘激愤情绪的喷吐，为审丑而审丑的癖好，等等，都加倍触目惊心起来，几乎成了此一阶段最鲜明醒目的莫言烙印，使作品变得空前地迷狂、偏执、紊乱和晦涩。”[6]朱向前一直追踪并批评莫言的创作，并很早就预言莫言会获诺奖，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吹捧，而是力求真实地评价莫言，他多次用“大河滔滔，泥沙俱下”来形容莫言的创作，在莫言获得诺奖后，他又做了这样的概括：“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是一个丰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7]
且不说莫言“泥沙俱下”的作品中“泥”与“沙”的比例，只就朱向前对莫言的这个最新评价来说，乍一看，这个一分为二的评价很是得体，但同时也透露了朱向前评价时的某种犹豫、矛盾甚至吃力。首先，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也未必就是一个丰富的作家，因为作品中除了感官叙事的一次次重复，那些面目模糊的人物、东拼西凑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被忽略。其次，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却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这多少有点牵强，文学史上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深邃”是评论家赋予的，还是读者在莫言作品的字缝里找到的，也许莫言就是唯一的特例。最后，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更不会出现一个完美的作家，所以说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等于没有说，因为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作家。最关键的是，现在就肯定莫言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否有点操之过急?还是像其他作家一样，让时间去盖棺定论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