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与明清世情小说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道释不仅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所需，同时也是为灵魂不“安分”的人准备的三副解药，即儒的“人格”、道的“仙格”、释的“佛格”这三种生命的内涵与境界。冯友兰先生结合中西哲学曾提出人生的“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认为，“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1]。显然，大多数浑浑噩噩的凡夫俗子不是属于自然境界，就是属于功利境界，而与儒道释基本没有什么关系。道德境界可对应儒家的“人格”，天地境界则对应道教的“仙格”或释家的“佛格”，可见儒道释三家都属于精神的创造与生命的提升，而更有价值与魅力。

儒家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人世间，强调“有为”，“仁”是其理想“人格”的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人格”的具体内涵与展开，“达则兼济天下，穷追独善其身”是其人生准则，而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性人生追求与境界。当固守“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目光紧紧盯着人世的时候，老子与庄子的目光越过了人类的头顶，直达天地宇宙与人性的深处，以不可言说的“道”来对抗与解构儒家的“人格”世界，强调“无为”与“逍遥”的“圣人”“真人”“神人”“至人”等道家“人格”理想已远远凌驾于儒家“人格”之上，后起的道教更以“仙格”来颠覆儒家的“人格”。对一般人来说，儒家的“人格”已经可望而不可即了，虚无缥缈的道家“人格”与道教“仙格”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而与普通人的生存境界相距甚远，可道家与道教毕竟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视角来俯视人生与社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思想局限。儒道是对立的，可儒道更是互补的，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大有益处。由儒而道，外儒内庄，个人的身心与生命的质量都会发生质的飞跃，陶渊明、苏轼就是这样的为后人景仰的人生楷模。

在儒家面前，道家、道教的智慧可谓高深玄妙，可与佛教的般若比起来，又相形见绌了。无论是《道德经》还是《庄子》，虽悟解精辟，但毕竟不成体系，重想象而少体验，其“道”让人捉摸不着，难以下手，而佛教所宣扬的义理，都是佛陀亲修亲证的结果，绝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其所揭示的缘起性空的诸法实相以及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教理，虽然一般人难以接受，可其无与伦比的究竟与全面程度还是俘获了那些灵魂不“安分”的中国人的心，而使得初闻佛法的慧远就发出了“儒道九流皆糠秕耳”的感叹，就连醇儒本色的诗圣杜甫也曾亲近佛教，可见佛教非同寻常的魅力。儒道释三教，层层递进，满足不同层次的心灵需要，同时又并行不悖，三足鼎立，共同支撑起中华文明的灿烂天空。小到治心，大到治国，大多遵循以儒为主、道释为翼的基本范式，具体到个人与朝代，或有侧重，或三位一体，耳濡目染，代代相传，最普通的中国人也会受到儒道释潜移默化的影响。

明清社会，世风日下，儒道释的负面发展虽日趋严重，但儒道释的精髓依然维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世情小说以当下鲜活的现实为表现对象，作品中自然就避免不了大量的儒道释因子，这是明清世情小说儒道释叙事的首要原因，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作者有意地借助儒道释思想来深化作品的主题，以实现其劝世的根本创作宗旨。与当代中国新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明清世情小说不单单是呈现、暴露人性的丑陋、社会的庸俗，与此同时还开出了疗世、救世的药方，而有劝世的效果。明清世情小说开出最多的药方是佛教，尤其是其因果报应思想。与儒道相比，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更能取得劝人为善去恶的积极效果，所以明清世情小说中，不仅有《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直接宣扬因果报应的长篇大作，在“三言二拍”等世情性短篇拟话本小说中更有大量的因果报应叙事，而屡遭后人特别是现代人的诟病。因果报应属于佛法的俗谛，适应于以中下根为主的芸芸众生，在有一定果报思想基础的明清社会，世情小说频繁的因果报应叙事虽有说教之嫌，但其取得的劝世效果应该还是值得肯定的，缺乏因果报应思想的现代人对之的指责甚至否定其实是一种误解，难以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佛教俗谛只是方便法门，趋向真谛才是佛教的终极目标，而佛教真谛适应于上根之人。现实社会中上根之人虽占少数，但弘扬佛教真谛更能令众生破迷开悟，所以也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演绎色空佛教真谛的世情杰作。

儒道的劝世效果虽没有佛教那么显著，但毕竟也能净化人心，所以明清世情小说中也有不少的儒道叙事，弘扬儒家伦理道德的作品以《歧路灯》为代表，借道教“仙格”来启迪世人的以《绿野仙踪》为代表。在明清世情小说的儒道释叙事中，佛教唱了主角，儒道是配角，但三教归一，都是为了劝人为善，以提升生命的境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世界的完美。明清世情小说关注、描写世情，不仅仅是愤世嫉俗，其最伟大之处，在于以儒道释来重铸世情，这使得明清世情小说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更具备深广的思想内涵，而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