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明清时期主要有韵白、京白、苏白、粤白等四种白话，而以后来成为官话的京白最为通行。明清通俗小说绝大多数是以京白为主，偶尔夹杂一些其他白话，《金瓶梅》等北方小说自不必说，就是苏杭地区的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也主要是操京白来创作通俗小说的，原因是口语京白与书面京白已能基本对应，而口语苏白中好多词汇还没有书面化，同时考虑到传播的需要，而自觉地选择广大读者易懂的京白。孙家振曾劝韩邦庆不要用吴语写作：“此书用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有音无字者多，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但韩邦庆却不以为然：“曹雪芹撰《石头记》用京语，我书何不可用吴语?”结果正如孙家振所描述的那样，韩邦庆操吴语的《海上花列传》“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不获风行于时”，而孙家振用通俗白话创作的品质远不及《海上花列传》的《海上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不知几十万册”。作为当事人的孙家振颇有感慨：“韩君之以吴语著书，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3]应该说这是中肯之言，同样是白话，京白相当于现在的英语，而苏白等只相当于小语种，当然韩邦庆想振兴苏白的愿望与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事实上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可是到了五四时期，胡适、刘半农等又极力肯定《海上花》的方言创作成就。胡适认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4]这里胡适显然有夸大方言表现力与神韵之嫌，其实，只要是人们使用的语言，都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对掌握文言的人来说，《聊斋志异》的语言魅力绝不亚于京白的《红楼梦》，而读张爱玲注译版的《海上花》也一样能领会作品人物的神韵与风采，就像现在看外国电影，只凭翻译的字幕，我们一样能看懂，虽然没有听或听不懂剧中台词，因为其实语言根本就不是问题，语言只是媒介，更重要的是媒介所表达的内容。一部文学作品的伟大，当然离不开语言，但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作品的内涵，语言只是载体而已，人们没必要买椟还珠。韩邦庆坚持用苏白创作《海上花》，当然是吴语文学的一件盛事，但如果不仅仅是供吴语区域的人“孤芳自赏”，而是面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当然就有译为普通话版以及外文版的必要，总不至于为了读《海上花》而让人专门去了解或学习苏白吧。韩邦庆、胡适等对方言文学的执着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而由张爱玲来完成《海上花》的注译与英译则更是必要的，而且可谓是无比的伟大与正确，因为实在找不到第二个比张爱玲更合适的译者^[5]，翻译《海上花》冥冥之中成了张爱玲一生最神圣的使命。

张爱玲最倾心与痴迷的中国小说，除了《红楼梦》《金瓶梅》，就是《海上花》《醒世姻缘传》了，《红楼梦》固已是名著，因而张爱玲很是纠结的是：“《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6](《忆胡适之》)张爱玲最终不仅将《海上花》译成英文，而且还译为普通话，只是没有完成《醒世姻缘传》的英译，同样是写实的佳构，也许张爱玲更与“写得淡”的《海上花》相契合。由于语言的障碍，《海上花》长期以来没有赢得应有的读者，而两度自生自灭，几被遗忘。张爱玲深感可惜，而有两译《海上花》的豪举：“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7]张爱玲的翻译消除了造成《海上花》沉寂的语言障碍，之后的读者才得以迈出阅读与接受《海上花》的关键的第一步。一些研究论文与专著也陆续出现，如陈永健的《三擎海上花》、朱映晓的《海上繁华：张爱玲与〈海上花〉》等，但还远没有被一般读者广泛接受，因为对普通读者而言，《海上花》还存在更致命的阅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