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立人”
大致归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与“立”之后，我们现在来分析鲁迅的“破”及“立”就有了参照，便于展开与深入。我们先勾勒一下鲁迅“破”与“立”的时代背景。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中西文明的碰撞、融合拉开了序幕。有人曾形象地说：希腊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比方形象地反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深层内核及其差异。总的来说，中国文明是道德本位与和合文化，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就是以道德来统帅个人、家庭、社会，具体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范畴，注重个人、家庭、社会的和谐，重精神轻物质，重群体轻个人，融合了道释精神后更是如此，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层面上应是比较高级的阶段，所以中国文明又被称为早熟的文明。这一文明发展到近代已经烂熟了，就是说其文明的精髓日益枯萎，而糟粕经过千百年的发酵，已弥漫、浸透到社会有机体的每个角落，如龚自珍等人就早已觉察到当时社会祥和表象下隐藏的巨大危机，更可怕的是其社会已基本丧失了自我纠偏和革新的机能，幸好这时候另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师——西方文明来给中国上课了。西方文明总体上是商业物质本位与斗争文化，西方人推崇理性科学，努力探索征服自然，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西方虽有宗教信仰及丰富的哲学资源，但总体上还是重物质轻精神，重个人轻群体，正好是中国文明的反面。所以论物质文明西方强于中国，可论精神文明中国高于西方，因而东西文明应该是互补的，而不仅仅是对立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所作的“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的惊人预言，以及晚清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真知灼见和今天的中国大力发展科技和经济的原因了，就是取长补短，都是中庸的具体表现。
当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屡撞屡败的时候，中国人的反省也渐渐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了。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无非有三种方案，其中两个是极端的：或激进派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或保守派如王国维等，还有一个就是中庸派如梁启超(先激进后中庸)等。当然保守和中庸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激进派明显占了上风，而有了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当然属于激进派，而且有他自己独特而深入的思考。鲁迅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根源就是腐朽的封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绝望，迫使他“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求学南京到留学日本，从学医到从文，从1903年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提出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到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等5篇论文提出“立人”的主张，青年鲁迅的思想几经转变而初步成熟。特别从他1907—1908年两年当中连续撰写、发表的5篇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当中，我们能看到青年鲁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进化论、科学、民主等重要特征的敏锐洞察与批判性吸收，这五篇文章虽为文言文，但字里行间洋溢着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天才与锋芒，令人折服。
同样是向西方学习，鲁迅对晚清时期的“兴业振兵”和“立宪国会”这样的机械移植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救国举动却不以为然，斥之为“抱枝拾叶”，这样的异端思想不用说在当时，就是在100年后的今天都是少有人能相信和接受的，可见鲁迅眼光的独特与超越。一方面由于鲁迅看到了近代中国人实验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法宝的相继失败，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鲁迅已经看到了19世纪西方文明“唯物质”“重众数”的偏颇，这确是鲁迅的深刻之处。所以鲁迅要“别立新宗”，而这时尼采、叔本华、雪莱等具有反抗精神的西方斗士进入了鲁迅的视线，让鲁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最终鲁迅得出这样的结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12]在鲁迅看来，无论是“整顿武备”“富国强兵”，还是“立宪国会”，都不是救国的“根本之图”，中国也不应该走西方已经走过的“唯物质”“重众数”的偏至道路，如果人没有“立”起来，那么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都不能真正挽救中国。所以鲁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立人”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青年鲁迅对自己久经思考后的这一重大发现深信不疑。
那么鲁迅究竟是要在中国“立”什么样的“人”呢?这是鲁迅思想最特立独行而让人百思不解的地方，因为他所要立的既不是儒家的君子，也不是道家的真人，更不是释家的解脱之人，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理解鲁迅比理解孔子、老子乃至佛陀还要难。我们先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是怎样介绍他心仪的几位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家的——斯蒂纳：“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3]叔本华：“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14]克尔凯郭尔：“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15]易卜生：“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16]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17]
由此看来，鲁迅的“尊个性而张精神”式“立人”，就是要唤醒人们的“自性”“个性”，将人们从“观念世界的执持”下解放出来。就中国而言，就是要打破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铁屋子”，使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中国人能“立”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也即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颂扬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心，绵延至于无已”[18]的“精神界之战士”，而这样的“个人”在旧中国是不会出现的，因为都被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吃掉了，只有鲁迅是个例外。
鲁迅后来在《灯下漫笔》中又进一步思考道：“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19]鲁迅呼唤这样的“个人”的出现：“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矅，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20](《破恶声论》)事实上中国近现代以来，像鲁迅这样的具有独立性、反抗性、创造性的“个人”“精神界之战士”，实在难找到第二个。
奉“立人”为圭臬的“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其自身的精神也充满了矛盾、困惑，很多时候“战士”自己都“立”不起来，遑论“立”别人，而使得鲁迅“立人”的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出在“战士”自己身上。鲁迅的“立人”思想主要是受到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易卜生的“独战多数”的个性主义思想的启发，而把启蒙的希望寄托在先觉的“精神界之战士”或“大士、天才”身上，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看似深刻的天才想法，实际上是极其偏激而不可能实现的。整个社会的“立人”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解放的命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整个社会大众的“人的自觉”即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如果“人”是那么好“立”的，那么只一个孔子就能解决问题了，连老庄、佛陀都是多余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虽是儒道释三管齐下，真正被“立”的人还是少数，因为任何社会教育的普及率同样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像鲁迅所冀求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1]的境况其实已经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了，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呢?所以鲁迅“立人”思想的初衷是好的，也是深刻的，可又带有明显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痕迹。
由此我们就能看清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启蒙战斗口号的偏激。尼采、易卜生们提出的“价值重估”和“偶像破坏”的理论和思想是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唯物质”“重众数”的偏至道路的批判和否定，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的精神的扭曲和个性意志的摧残而生发的，而鲁迅所面对的则是一个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固然因为封建文化对人们思想的长期束缚和毒害使民众精神普遍呈现落后、愚昧、麻木的状态，需要精神上的唤醒与提升，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更迫切需要的其实就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要补上发展经济、科技及民主的课，来矫正中国文化向来重道德精神而轻物质科学和重社会等级而轻个性自由的缺陷，特别是要根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就必须倡导而不是批判和抛弃尼采、易卜生们所否定的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这应该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主要误区和盲点。从人类长远的眼光看来，“立人”不仅仅是救国的手段，而且“立人”本身就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即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终极解放，所以“立人”虽是“根本之图”，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切实解决当时中国最紧迫的落后、挨打乃至亡国的问题。不是说不要“立人”，而是不能像鲁迅那样一味地只强调、夸大“立人”的功效而忽视科学、民主对中国现状更为有用的事实，理智的选择应该是既要“立人”，更要科学与民主，而不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鲁迅“立人”思想的偏激还体现在他把“立人”与其他社会事务割裂开来的形而上思维上。青年思想者鲁迅认为，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更坚持这种看法：“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2]应当承认，鲁迅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启发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觉醒，这是极为重要和深刻的，但由此就得出只有等启蒙任务完成后才能进行社会变革的结论却又是极其片面的。在鲁迅看来，只有先“立人”，完成启蒙任务之后，才能进行其他社会事务的改革，否则什么事都是不能达成的，而幻想“人立而后凡事举”，显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任何一个社会、国家的发展都是其内在诸本质内涵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相互制约、共同进步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是不可能先把某一因素发展到位，再去发展其他的。同样道理，个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其他发展基本上是保持同步的，也就是说“立人”能促进社会其他事务的发展，反过来社会其他事务的发展也会促进“立人”的发展，社会的健康发展最好是均衡的发展，而不应该是有“先后”的畸形发展。鲁迅的这一偏见在其后期的“立人”斗争中得到了一些纠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鲁迅逐步学会了辩证法，明白了自己的片面，知道了“立人”启蒙的任务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也绝不是仅靠少数“大士天才”去振臂一呼的，更不应该有“先后”问题。这从鲁迅后期主动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小说创作，而以杂文为主要文学形式，自觉地将“立人”与变革现实的社会革命斗争紧密结合，以及百忙之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热情地去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等在上海文化战线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均能得到反映。毛泽东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23]这应是中肯之语。
总之，鲁迅结合当时中西文明的现状，认识到了“立人”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性，这是鲁迅的深刻和过人之处。但他没能看清对人类发展而言“立人”大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目的性，又片面夸大了“立人”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对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需要的极端迫切性，人为割裂了“立人”与其他社会发展因子的有机联系，过于执着于“立人”和打破“铁屋子”;加之其所立的“超人”式“精神界之战士”形象内涵的模糊性与“庸众”的对立性以及行事的极端性：造成鲁迅“立人”思想的先天不足与致命缺陷。这不仅导致了鲁迅自身内在精神的高度紧张而沉重阴暗——虽然他没像尼采那样最后疯了，但他长期精神的矛盾、苦闷、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从而缺乏孔子、老庄“立人”时的从容与理性;更重要的是使鲁迅的“立人”流于空洞的、狂妄的呼号和极端的否定、破坏，不具备儒道释三家“立人”的具体性、可操作性、普遍性，因而实际成效不大。
鲁迅曾经为了批判国民性的中庸消极而写文称赞被一些中国人讥为“书呆子”的堂吉诃德的执着、偏激的性格，其实鲁迅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堂吉诃德硬要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伏怪，除暴安良，闹了许多笑话，吃了不少苦，最后狼狈回来了，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常人，并非什么侠客。鲁迅硬要“立人”救国，匕首投枪，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以为登高一呼，就会万民响应，打破了“铁屋子”，“人立而后凡事举”，一切搞定，殊不知“立人”即一个社会的人的普遍自觉和彻底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那个文化的、人性的“铁屋子”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吗?鲁迅的那点折腾是丝毫也没有动摇“铁屋子”的，可见鲁迅不就是中国现代版的“堂吉诃德”吗?鲁迅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悲哀的。这里不是要否定鲁迅“破”的价值与意义，因为鲁迅所讲的虽然刺耳甚至偏激，但毕竟是真话，而中国也确实缺少这样真的声音。所以鲁迅的巨大意义就在于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全面审视自身的弱点，虽然人们改正错误很难，但知错毕竟是改错的开始，这是鲁迅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独特贡献，少有人能比肩的。说鲁迅的悲哀，是说偏执的他竟然想凭一己微薄的力量去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这无异于螳臂当车，更何况当初孔子、老庄、马克思他们“立人”时，也没有指望自己的理想能够很快变为现实，而只是将自己的理想作为人们追求的一个遥远的目标和方向而已。当然鲁迅这种孔子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举动也正是其“我以我血荐轩辕”炽热爱国心的生动诠释，而“留取丹心照汗青”，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