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
1905年小说林本《孽海花》问世后，好评如潮，一时轰动，正如曾朴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说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不知糟了多少笔墨，祸了多少梨枣。”[24]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而且又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孽海花》，无疑是清末小说大潮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而赢得时人频频叫好：“近人所著小说，以东亚病夫《孽海花》为最著”[25]“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26]。到了五四时期，胡适一反常论，大谈《孽海花》的短处，而后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孽海花》的评判则更为理智与冷静，将它归入谴责小说之流，只是加上了“结构工巧，文采斐然”的赞语。事实上，无论是褒的还是贬的，都没有涉及要点，而有误读之嫌，原因是曾朴的现代文学思想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读者的接受水平，而胡适、鲁迅等评论《孽海花》时又不甚清楚曾朴的法国文学背景。除了其法国文学老师陈季同，曾朴可以算是晚清真正了解西方文学的第一人，林纾虽翻译颇早，但因其不懂外文，对西方文学实际上是不甚了了，所以当年以法文研习西方文学的曾朴，自然就经历了长期没有知音的苦恼：“我辛辛苦苦读了许多书，知道了许多向来不知道的事情，却只好学着李太白的赏月喝酒，对影成三，自问自答，竟找不到一个同调的朋友。那时候，大家很兴奋的崇拜西洋人，但只崇拜他们的声光化电，船坚炮利;我有时谈到外国诗，大家无不瞠目挢舌，以为诗是中国的专有品，蟹行蚓书，如何能扶轮大雅，认为说神话罢了;有时讲到小说戏剧的地位，大家另有一种见解，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讲到圣西门和孚利爱的社会学，以为扰乱治安;讲到尼采的超人哲理，以为离经叛道。”[27]所以其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学色彩的《孽海花》虽一时洛阳纸贵，但真正的读者却迟迟没能出现。
金松岑原意是写一本政治小说，经过曾朴之手后，却变为一部历史小说，而且跟吴趼人《痛史》等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不同的是，《孽海花》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现代历史小说的模式来进行创作的，正如学者杨联芬分析的那样：“《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是一种‘风俗史’的叙述，而且是一段‘无道德’‘非英雄’的叙述。”[28]而这一点恰恰是当时读者一致的盲区。欧洲现代历史小说由英国司各特开了先河，形成了以虚构的故事来再现历史的创作模式，而风行于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继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风靡欧洲之后，雨果的一批具有强烈当代意识与社会关怀的法国现代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相继问世，创造了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辉煌。与法国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的曾朴，自然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特别是雨果作品的影响，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抛开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写法，所以与雨果小说重虚构不同的是，《孽海花》更强调史实的严谨：“这种强调写实的创作理念，使得曾朴的小说能很好地把清末民初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历史叙事同时纳入小说文本中，生动映现了社会的历史政治变迁和文化转移。这是借鉴了西方，尤其是法国19世纪历史小说的模式。”[29]为了防止人们误读，曾朴不得不撰文说明《孽海花》的创作方式与宗旨：“这书的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30]也就是说，《孽海花》不像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那样，通过塑造英雄人物等方式从正面进行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像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那样，通过对普通人物命运的抒写从侧面去展现广阔的历史画面，只不过《孽海花》更注重人物与情节的真实性。《孽海花》大到历史事件，小到人物安排，无不讲究真实，作者在小说第二十一回开头也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艺术追求：“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笑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31]时人爱读《孽海花》，其独特的真实性应该是主要原因，正如蔡元培所分析的那样：“《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合我的胃口了，它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大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32]1928年曾朴之所以要修改小说林本《孽海花》，原因之一就是原本《孽海花》部分内容不符史实：“雯青中状元，书中说明是同治戊辰年，与乙未相差几至三十年，虽说小说非历史，时期可以作者随意伸缩，然亦不宜违背过甚，所以不得不把它按照事实移到中日战争以后。”[33]曾朴曾想续完《孽海花》，可是一方面原因是年老精力不济，另一方面是他这样征实风格的写作太费事，只坚持续写了几回就不得不放弃了：“病夫的《孽海花》在这一期里出现了。可是抱歉得很，还只有半回。理由很简单，只因这一回太费事。这里所叙的是甲午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时吾国民族的反抗事实。看看不过几千字，作者却翻遍了十几部书，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做成的。他常说做《鲁男子》乐，做《孽海花》苦，做历史小说不容易，令人不能不佩服大仲马的伟大。”[34]
胡适曾因结构等问题对《孽海花》颇有微词：“《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文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35]不仅胡适，包括鲁迅都曾指责晚清谴责小说一味模仿《儒林外史》的连环式结构，其实这有点冤枉晚清作家了，因为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小说结构模式，主要是为了适合报刊连载的需要，而不是有意要重复《儒林外史》。事实上，《孽海花》则更为冤枉，因为它的结构显然比《儒林外史》的连环式结构精致、复杂，尽管事隔了十多年，曾朴还是针对胡适的批评作了回应与辩护：“他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一样，这句话，我却不敢承认，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线;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浪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他没有复杂的结构。”[36]与其他谴责小说不同的是，曾朴的《孽海花》不是先连载后出版，而是20回一气呵成，直接出书的，它不仅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标准的连环式结构不同，而且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来串联全书的结构也不相同，因为“九死一生”在作品中主要是起着连缀话柄的作用，而《孽海花》中的金雯青与赛金花的命运故事既结构了全篇，同时两人更是作品的主人公，因而有着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常见结构的痕迹。显然胡适与鲁迅对《孽海花》的批评都显得有点草率而欠妥。
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中，曾朴的思想无疑是最激进与现代的。李伯元、吴趼人、刘鹗虽然都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其中刘鹗又特别热衷于西方的科技与经济文明，积极提倡实业救国，可是他们都反对在中国搞西方激进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力主较温和的维新与改良，这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老残游记》《文明小史》中有关革命者的叙事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而吴趼人则始终强调道德救国，只有曾朴因其浪漫的个性而倾向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在《孽海花》中有所表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民主斗士。曾朴曾积极参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的筹划活动，只因回家料理父亲丧葬，才逃过一劫;在常熟居家期间，不仅竭力解救富有革命精神的朋友沈鹏，而且还热情款待日本革命亡命者金井雄，在办教育时又与地方传统势力进行斗争。在上海从事文艺与出版事业的同时，曾朴就积极参加民众运动，颇有建树，据《曾朴年谱》记载：“在江浙一带，以张謇、孟昭常、许鼎霖、雷奋、汤寿潜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是全国宪政运动的首创，而先生实在就是这个团体的中坚分子。后来沪杭甬铁路的兴建，政府方面正在进行英国借款，先生等这个团体，通电反对，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于是在味莼园开会，拟招集民股，以拒外资，那时候，先生与马相伯、雷奋等，激昂慷慨的演说，轰动一时，给久伏于专制淫威下的民众一股刺激性异常强烈的兴奋剂。及一九〇六年，安徽巡抚恩铭给革命党人徐锡麟所枪杀，浙抚张曾扬，得皖电，搜索党人，竟派兵往大通学校，围捕秋瑾，瑾被害，并株连许多人士，于是浙省民众大哗，积极进行驱张运动，政府无奈，下谕把张曾扬调抚江苏。时先生和上海一班同志以为浙省之所拒，宁可以苏省为藏垢纳污的所在，也就联名电请清廷，收回成命。风潮逐渐扩大，清廷为之侧目，曾密电捕先生等三人，先生屹然不为动，到底还是清廷屈服了，把张曾扬调到陕西，风潮才得平静下来。这是清末民众运动第一次战胜清室，先生实是主动的人物。”[37]自民国进入政界后，曾朴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屡屡与军阀黑暗势力交锋，表现了他一贯正直与抗争的本色。
《孽海花》虽写的是陈年旧事，却表达了作者先进的政治思想，对此阿英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吴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盖李伯元与吴趼人之思想，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但始终不能跳出‘老新党’范畴，拥护清廷，反对革命。而《孽海花》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38]作品一方面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晚清社会的糜烂，另一方面为革命大唱赞歌。《孽海花》使得革命党人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晚清小说中，第二十九回勾勒了诸革命党人“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的伟岸风姿，其中对孙中山的描写更是光彩夺目：“一位眉宇轩昂、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面目英秀，辩才无碍”“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39]，而且还借杨云衢之口正大光明地宣扬了民主革命思想：“诸君晓得现在欧洲各国，是经着革命一次，国权发达一次的了!诸君亦晓得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40]另外，小说安排了相当的篇幅进行俄国虚无党叙事，看似冗笔，而实际却蕴含着启发中国革命的深意。还有作品中对赛金花和夏雅丽这两位新女性敢作敢为性格的刻画，无疑又为作品增添了几多现代色彩，而与一般晚清小说的传统叙事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孽海花》能自觉地运用现代小说手法，在清末小说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首先，曾朴能娴熟运用倒叙、插叙、补叙等西方小说常用的叙述技巧，而一改中国小说千篇一律的顺叙面目，这样的叙述革新在今天看来是极平常的，可在清末还是能让读者耳目一新，饶有趣味的。其次，《孽海花》虽主要还是传统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但作者也尝试融进了西方小说的限制叙事，因而更加贴近真实。如第三回就进行了一段限制叙事：“雯青坐着马车回寓，走进寓门，见无数行李堆着一地。尚有两个好像家丁模样，打着京话，指挥众人。雯青走进账房，取了钥匙，因问这行李的主人。账房启道：‘是京里下来，听得要出洋的，这都是随员呢。’雯青无话，回至房中，一宿无语。……雯青听着，暗忖：‘怪道刚才栈房里来许多官员，说是出洋的。’心里暗自羡慕。”[41]最后，就是描写手法上的现代突破。中国传统的小说描写大多是写意的，注重神似，即如白描也是最经济的写实，而西方小说的描写受科技文明的影响更强调形似，注重细腻逼真的写实，中西小说这一显著的差别引起了不少晚清作家的注意，而开始了中国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现代化进程。谙熟法国文学的曾朴当然会在创作中尝试西式的描写手法，《孽海花》中主要表现在心理描写与景物描写上。比如第十二回傅彩云初见德国军官瓦德西，其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心理描写：“彩云独自在房，心里暗忖那个少年不知是谁，倒想不到外国人有如此美貌的!我们中国的潘安、宋玉，想当时就算有这样的丰神，断没有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见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见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样的了。”[42]《孽海花》中也多次出现了西方现代小说中常见的那种大段写实的环境描写，如第十二回中关于沙老顿布士宫的景物描写：“彩云一到，迎面就见一座六角的文石台，台上立着个骑马英雄的大石象，中央一条很长的甬道，两面石栏，栏外植着整整齐齐高的塔形低的钟形的常绿树。从那甬道一层高似一层，一直到大殿，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中间是凸出的圆形屋。”[43]其他如肖像描写等也有明显西方化的痕迹，而这样的写实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总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孽海花》都充溢着强烈的现代性，其雅俗整合的前卫性不仅超越了一般晚清读者的视野，即使放在五四文学的背景上，它也毫不逊色，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真正的伟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