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的“一鹤”:写意务虚
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认为自己的创作与水墨画有关：“水墨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16]因而贾平凹觉得：“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17]这倒是大实话，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都是在写“我”。文学不仅要反映现实，更要具有批判性与超越性，引导人性与社会的提升，因而作家的品质直接决定了其作品的高下，关键就要看这个“我”了。贾平凹强调自己创作的水墨画特色，是写“意”的，又是写“我”的，其实也就是为了凸出自己作品的“精神”。
像《秦腔》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一样，贾平凹给《极花》安排了老老爷这一特别的角色，意在拓展作品的精神维度。“这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动作迟缓，面无表情，其实他就是有表情也看不出来，半个脸全被一窝白胡子掩了，我甚至怀疑过他长没长嘴。”[18]贾平凹笔下的这类人物，总是一副怪怪的模样，然后又有一些怪怪的举动，最终目的是借以表达作者的一些怪怪的思想，老老爷也不例外。老老爷立春日会开村里第一犁，会给村里耍的狮子彩笔点睛，更重要的是他会写一些笔画繁多无人认识的怪字，能识天文地理，观天象，辨地气：“地呼出的气是云，也是飞禽走兽树木花草，也是人。……咱村的坟地里西边的白茅梁上，咱村里人都是从那里来的，人一死也就是把气又收回去了，从哪儿出来的从哪儿回去，坟就是气眼。”[19]这些奇谈怪论其实都是贾平凹在借老老爷的嘴说的，老老爷就是作者说话的一个道具，而游离于作品所描写的现实世界之外。老老爷在《极花》中成了中国乡村民间传统文化的象征与代言人，贾平凹一直对民间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有很多自己的体验与思考，而如何在小说中再现这些文化元素，就成为贾平凹的一个重要写作课题。
《极花》不仅在老老爷身上展现了作品的“一鹤”，而且在写实叙事中也揉进了一些别样的“意味”。比如，作品两次写了“我”的出魂场景。第一次是“我”因逃跑被抓而遭毒打后：“我的魂，跳出了身子，就站在了方桌上，或站在了窑壁架板上的煤油灯上，看可怜的胡蝶换上了黑家的衣服。……我以前并不知道魂是什么，更不知道魂和身体能合二为一也能一分为二。那一夜，我的天灵盖一股麻酥酥的，似乎有了一个窟窿，往外冒气，以为在他们的殴打中我的头被打破了，将要死了，可我后来发现我就站在方桌上，而胡蝶还在炕上。”[20]人在濒死、强烈刺激等一些特定情况之下是否会发生灵魂离体等离奇现象，当然还有待科学证实，贾平凹自然未曾有过类似的体验，之所以要在作品中进行这种想象性描述，意在凸显人的“意识”或“精神”的独立性与神奇性。第二次是“我”被黑亮强暴之时：“我在那时嗡的一下，魂就从头顶出来了。我站在了装极花的镜框上。我看见了那六个人脸是红的，脖子是红的，头上的光焰就像鸡冠，一齐号叫着在土炕上压倒了胡蝶。”[21]这样的写法很是特别，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还写了狐狸诱人出魂的奇异梦幻，显然也是作者横加的一段神秘叙事。“我”怀孕后虽老实了许多，但一直还有逃跑的念头，于是恍惚间便有了这样的似梦非梦：“夜深沉了，渐渐地我似乎是醒着又迷迷糊糊，醒着能从窗格见到星，迷迷糊糊又能见到梦。竟然窗台上就有了一只狐狸，那样的漂亮，长长的眼睛，秀气的鼻子和嘴，而且是一只红狐。……不知怎么，我就觉得狐狸钻进了我的身子，或者是我就有了狐狸的皮毛，我成了一只红色的狐狸，跳出了窗子，跑过了硷畔……”[22]这段描写可以理解为“我”的潜意识显像，是一种心理幻觉，带有一丝聊斋的意味。贾平凹在日常生活的写实中，不时地掺杂一些超常的叙事，意图在整体上提升作品的意蕴，当然是一种有益的艺术实践。这种稍带点聊斋风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偶尔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如果频繁出现，那就又不免重复而无味了。
《极花》的写作缘起是拐卖妇女，围绕被拐卖女子胡蝶展开叙事，可作品的表达重心又不是胡蝶，而是胡蝶被拐卖到的一个偏僻山村，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篇小说的诞生历程，一开始贾平凹是想着力书写拐卖妇女问题，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是他对被拐卖妇女的生存现实其实并不是多么熟悉，后来就转而重点关注与拐卖妇女问题相关的农村单身男性的婚姻问题，主题如此转换，一下子就激活了贾平凹大脑中关于农村与农民的诸多记忆，而得以继续写下去。主题的游移，反映了作者表达的犹豫，既然还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贾平凹又不愿放弃最初因拐卖妇女问题而引发的写作灵感，于是就把拐卖妇女问题作为作品的基本框架，然后再充填大量的农民叙事，试图二者兼顾。可事实上两个问题都没能写透，因为无论是胡蝶，还是黑亮，两个主人公形象都很单薄，没能立起来，整篇小说几乎成了大量农村生活碎片的大杂烩、大串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凋敝、萎缩乃至消失已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一环，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事，至于由此产生的偏僻乡村光棍成堆现象，也是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产物，关注这一特定人群的生存状况，本也无可非议，关键是关注的角度问题。《极花》通过胡蝶的视角，这样界定山村的农民：“这个村里的人我越来越觉得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黄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大的动物是沉默的，独来独往，神秘莫测，有攻击性，就像老老爷、村长、立春、三朵他们，而小的动物因为能力小又要争强好胜，就身怀独技，要么能跑要么能咬要么能伪装要么有毒液，相互离不得又相互见不得，这就像腊八、猴子、银来、半语子、王保宗、刘全喜他们。”[23]这里把农民比作动物，当然不是说贾平凹歧视侮辱农民，而是意在揭示这些落后偏僻乡村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因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而极端愚昧保守，其实这就是他们中不少人婚姻无望的根本原因。被拐卖来的胡蝶想方设法地逃离这个恐怖的山村，可这个山村的大多数人却难逃他们自己的命运。
《极花》写的拐卖妇女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往今来，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只不过因为现在媒体的发达而被放大了，只要人类还有利益的交换，这样的丑事就不会停止。《极花》主要关注的似乎是社会对被拐卖妇女的态度问题，觉得像胡蝶那样的被拐卖女子，即使被解救了，有可能还会回到拐卖地。这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女性被解救后还是回去了，可能是社会异样的眼光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因为放不下已生的孩子而回去。女性是否被拐卖，又是否被解救，解救后又是否回去，有着复杂的因素，其中很多因素都是人力难以控制的，而社会要做的只能是一方面加强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一方面积极寻找、解救并安抚已被拐卖的女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普遍提高大众教育程度与道德水准，净化社会风气，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本上降低这类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
贾平凹反复说过，自己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因而他写农民，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他自己。贾平凹一直关注农村，书写农民，怀念山村一些美好的过去，更多是揭露农民身上存在的种种缺点与恶习。他的小说首先是写实的，但他又不满足农村与农民的恶劣现状，他爱他们，又恨他们，于是只能在写实的同时揉进一些别样的“东西”，给农村、农民以希望，也是让自己的人生多一点分量。青天没有了那“一鹤”该是多么的死寂，人性没有了精神又是多么的庸俗沉闷，贾平凹的小说赋予了农村及农民以新的生机，而成为精神永恒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