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反面揭露型
人心早已是不古，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现实则更是满目凄凉，面对这样不堪的世道人情，中国现代作家为了拯时救世，唤醒国民，启蒙大众，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以反面揭露型为主的人性抒写的小说创作道路，而鲁迅无疑是这一类型小说的旗手。
人性有共性与个性之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显然是从共性着手的，但这并不说明鲁迅只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事实上，鲁迅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触发点正是西方方兴未艾的个性主义思潮，且其对中国人种种陋性批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立人”，这个“人”就是指有个性的新人。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人的个性与共性就这样有机地融为一体。在鲁迅眼中，西方文明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其中他特别推崇的就是西方现代文化对个人、个性的肯定与尊重：“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1]因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而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是，不仅没有个性，甚至连人的资格也尚未争取到：“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3]这迫使鲁迅去寻找导致中国人处于这种生存窘境的根源，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化与制度，这是鲁迅的过人与伟大之处。鲁迅通过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等一个个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揭示了中国人身上普遍带有的自私、狭隘、麻木、愚昧、奴性等负面的人性品质，就是为了打破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铁屋子”，使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中国人能“立”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也即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颂扬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心，绵延至于无已”[4]的“精神界之战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鲁迅的心中，中国人的国民性并非一无是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全是糟粕，但如果要从正面来赞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固有的一些优点，在鲁迅看来，那是于事无补的，也是不合时宜的，更不符合鲁迅的性格，当务之急是“打破铁屋子”，而不是大唱赞歌。
年轻时候的张爱玲就写过一句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惊人之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5]自认为天才的张爱玲凭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发现小说有两种风格迥异的写法。一种可称之为“强烈对照法”，就像大红大绿的配色，通常为悲剧和新文学所用;另一种可称之为“参差对照法”，就是那种好中有坏、善中有恶的写法，好比葱绿配桃红，她承认道：“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自己的文章》)[6]，显然，鲁迅的那些主观意识明显、批判色彩强烈的小说当属第一种写法，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眼睛始终紧盯在国民劣根性上，而会选择性忽略或遮蔽人物的其他特性，这样高度类型化的结果必然是人物形象特征鲜明，成功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典型化创作手法是以部分地牺牲人物的真实度为代价的。其实，在小说写法的运用上，作家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作家的个性已经基本决定了其创作方法的趋向，像鲁迅这样爱憎分明、性情刚烈的作家，自然会选择强烈对照的小说写法，而不可能像张爱玲那样去写。当然张爱玲虽说是坚持“华美的袍”与“蚤”并举的参差对照的写法，但她的写作重心显然还是放在“蚤”上而不是“袍”上，这是张爱玲的个性与生命观所决定的，只是她没有走到像鲁迅那样偏执的地步。
同样是深刻，张爱玲与鲁迅的艺术风格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张爱玲不以思想与理性见长，她硬是凭着自己过人的文学禀赋以及对人生的独特感悟，用她那张扬而随性的文字直达生命“美丽而苍凉”的底子，于平淡中见深刻。对此，一度被张爱玲视为知己的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一文中曾这样分析道：“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的。”[7]胡兰成诚为张爱玲的文学知音，这里对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学比较可谓一语中的。鲁迅持续关注的是“国民性”，而张爱玲一直痴迷的是“人性”，二人的聚焦点好像很靠近，可细究起来却大为不同。鲁迅最擅长从政治、历史、文化等宏观层面来俯视“国民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代中国落后贫穷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丑陋“国民性”的根源就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鲁迅不仅愤激，呼吁打破“铁屋子”，而且凭借《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的国民性批判叙事来“立人”，以完成启蒙救国大业。张爱玲则有意避开了鲁迅那样沉重的文学目光，而是“点上一炉沉香屑”，以一副轻松而略带幽默甚至揶揄的腔调，慢慢讲述着一部部“美丽而苍凉”的市井传奇。张爱玲坚信，人性中普遍存在着自私、贪婪、虚荣、狡诈、狭隘等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因而注定了人生的悲凉与无奈。面对着如此不堪的人性与人生，张爱玲的态度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不是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我看苏青》)[8]
鲁迅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的文学世界总是黑白分明，充满了火药味;而张爱玲则大多时候置身于潮流之外，守望着她那方“美丽而苍凉”的真实世界，将真善美与假丑恶混杂的人生图景归结、定格为一个永恒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仅“张看”着，还“张写”了一段关于人性的文学“传奇”。对于张爱玲的文学个性，王晓明曾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9]
以上主要以鲁迅和张爱玲为例，阐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反面揭露型人性抒写的创作机理与艺术特色，其实这一创作类型的作家作品还有许多，像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等等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本文就不作一一详析。总之，以鲁迅和张爱玲为代表的反面揭露型人性抒写小说显然是占据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位置，创作业绩斐然，当然其重“破”轻“立”的局限性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