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是一切的根本

《中庸》的第一章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与中、和的关系。

所谓中，就是适度，无过无不及。只有适度，才能和谐；中是和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和又称中和；和为贵也可说是中和为贵。而中和的达到，与喜怒哀乐之情的恰当表达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而情是性的表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人都有喜怒哀悲之气，这是人性；人与外界相接触，性即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喜怒哀乐之未发，指天赋之性未与外界接触之时；此时属自然之性。自然状态也就是本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过与不及，所以是“中”。自然之性与事相接而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由于人生活在群体中，情的表达也就受到种种人际关系的节制，需要有度；而人们环境、地位、利益以及学识修养等的不同，又会使情的表达有过或不及。过与不及，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刻薄寡情，冷漠无情，固然会危害社会和谐；喜怒哀乐之无节制地过度宣泄，也会伤及身体；尤其在复杂的环境之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节制地任情而为，更会危及全局。因用情不当而带来的教训，史不绝书。因此，喜怒哀乐之情需要有种种人文的规范，就是传统所说的道。人情之发只有符合道的节制，无过无不及，才能保证社会的“和”。所以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在传统文化中对此有许多阐述。《小戴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以情为基础，依据情而加以调节，以达到社会的和谐。《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所以人道“始于情”，情是人道的基础。但情要合于道义才能有益于社会和谐，人道教化就是引导人们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道是始于情而终于义，始于自然而归于人文。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又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理使情无过无不及，它以情为基础，既是对情的节制，又使情不致“爽失”，能够得到恰当的发挥和表达。

可见，情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自然基础，但人不能任情而行，情的表达要受人文的节制。“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既顺应人情，又对人情有必要的节制，使人情得到恰当的表达，达到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才能产生社会的和谐。如果一个人脾气太大、贪心太重，心中经常生无明之火、起烦恼，就会有灾。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更要时时刻刻保持定慧、安详、自在。

观察时下的人们，有的人不了解人生真正的道理，如果要他没有喜怒哀乐，他可能就无法安定下来。我们要了解，中、和是一切的根本，只有致乎中和，有定、有慧，做事情才能够恰到好处，如此天地安于本位，就不会有灾祸了。

这里，作者不仅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而且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春夏秋冬四时，风调雨顺，什么时候该刮风、该下雨、该出太阳、该打雷，当天地安于本位时，时节才不会混乱，才能恰到好处。春天里，草木就会长得很茂盛，秋天就能收成，到了冬天就会很寒冷，四时节气的运转都会恰到好处。如果人心变异，天地变位了，即使六月天也会下起雪来，或是不到冬天就会很冷；因为，一切的天灾人祸，都是由于人心没有达到中、和，假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中和的境界，那么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

中与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指出了此目标的重大意义，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中庸》全书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