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天人合一的联结点
《中庸》认为，天地具有好生之大德，乃是天道至德。只有具备经天纬地之才能的人，才具备好生的天道至德；反之，只有具备好生的天道至德的人，才具备经天纬地之才能，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先要具备天道至德，方是具备经天纬地之才能的先决条件。而具备好生的天道至德，乃是内外双修、明心见性，体道得道、至德全神方能获得的。在内外双修中，以“中”为本体，以“诚”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目标，最终，以“天人合一”为旨归。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特点是把既定的社会秩序赋予“道”的神圣性，并把它投射到天道自然中，形成道德化的自然理性，再把自然理性当做天道秩序或上天意志，使之成为人道秩序的摹本和道德修养的目标，由自然理性推导出社会理性来。所谓“天人合一”即是天道与人道在精神上的合一。如果说“天人合一”乃思孟学派开其先河的话，那么从《中庸》的理论构架中即可清楚地看到，天人合一的联结点就是“诚”。
《说文》释“诚”为“信”，从天道方面看，“诚”的含义就是信实不欺，可期而至。《吕氏春秋·贵信》曰：“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它使天道自然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如果说天地位，万物育，各有其序是“和”之体现的话；那么日月运行、春去秋来，各有其时便是“诚”（信）的表征，如《荀子·不苟》曰：“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
所以第二十五章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第二十六章甚至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朱熹称：“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他说：“天地之道，诚一不贰，故能各极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它就是“生物”的形上基础，因为在子思看来，博厚、高明、悠远，既是天地之道，也是“诚”的精神。在它的作用下，天地万物经历一个由微而渐、由小到大的化生化育过程。
圣人演绎“天道”的目的在于为“人道”做论证，所以第二十章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从人道这方面说，诚的含义是真诚无妄、信实不二，这种精神是来自天道的。
天道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把上天赋予的善性发挥出来就是人道，修行人道即是教化。这是一个由“天”达“性”，由“性”达“道”，由“道”达“教”诸环节组成的链条，而“道”则是把“性”与“教”贯通起来的中间环节，这种链接是由“诚”来实现的。因为修身之道乃是“诚”：所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那么如何修身呢？第二十章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种推演方式与《大学》非常相似，它揭示了一条通过“诚身”由“内圣”导向“外王”的必由之路，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
在子思看来，“诚”作为“天道”能化育万物；作为“人道”又能化成天下；作为修身之道，它能“自诚明性”，隐微皆慎其独；作为治国之道，它能由身及人，由人及国家天下。
一般而言，“内圣”乃修身之道，“外王”为治国之道，二者皆体现在君子与圣人身上。按照子思的说法，“诚”体现在天下人身上，又可分为三种境界：即圣人、君子、常人。常人属“困而知之”者，故不足道；子思所要强调的是圣人与君子。
圣人是“生而知之者”，所以他不用努力就符合诚；不用思虑就得到诚，自然而然地契合于道，于是“达天德”的圣人成了贯通天、人的中介。孔子便是圣人的代表，他集中了“至德”、“至道”、“至诚”、“至圣”四种相互交融的特质，乃天下“至诚”之典范。
然而，子思并未把圣人当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也未把圣人身份限定在尧舜文武周孔这几个人的范围内，而是把圣人的完美形象投射到统治者身上，由此提出了“圣者为王”的政治理想：“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故曰配天。”天人合一由此得到完美的体现。
就君子之道而言，由于他是“学而知之”的，所以他只能是“诚之者”。但经过“致曲”，也可以进入圣人的道德境界。可见，君子之道与圣人之道虽有高低之别，却无天渊之隔。君子只要“存诚尽性”，就可以做到内成己而外成物，立于仁而达于知，由此臻于“内圣”之境，升华为圣人之道。这就融入了“天地位、万物育”的“中和”之境，它又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显然，它还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诚”则是天人所合的那个“一”。于是，《中庸》从“中和”出发，借助“诚”对天道与人道的统合，最终又回归到“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