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方显真智慧
孔子很重视学以致用，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办不了；派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地去谈判交涉，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中庸之道也不是用来用来背诵的，如果读死书，盲目地把中庸的“仁”、“诚”在现实中生搬硬套，其结果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宋襄公本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以及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生搬硬套，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也是《中庸》所提倡的。但如果生搬硬套，不能很好地学以致用，那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会给自己增添麻烦。
西汉王朝最主要的社会积弊便是地主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早在宣帝末年，胶东、渤海等地的破产农民，不断举行暴动，连宣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民多贫，盗贼不止”。
宣帝以后，元帝柔仁好儒。他所好之儒，基本上是孔子所提倡的以“宽柔仁厚”为主要特征的儒学。汉自武帝以来，虽然重儒，但实际上是王霸兼施。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为相。元帝为政，动辄引证《诗经》等儒典，迂腐地推行“纯儒政治”。应该说元帝一朝确实是实行了不少爱民的“仁政”。但是他却生搬硬套，以“不与民争利”为名，放弃了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宽政”。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兼并越发不可遏制，吏治腐败等社会积弊也随之恶性发展。
元帝认为宦官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最可信可靠，因而尤其信任宦官中书弘恭、仆射石显。当时辅政大臣前将军萧望之在政治、军事方面颇有见地。他认为，中书参与国家大政，应选用贤明，不宜任用刑余的宦官，所以奏请元帝使用士人。弘、石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盗弄权柄，遂与外戚史高内外勾结，排挤、陷害萧望之等重臣。元帝迂腐昏昧，屡中弘恭、石显圈套，迫使萧望之自杀，与萧望之共同辅政的周堪、刘更生等被加罪贬为庶人。不久，弘恭病死，石显专权，国家陷入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