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信是最强的凝聚力

“民信”，是令行禁止，上下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是建设国家的可靠保证，是战胜一切灾祸，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人民安全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得民信，就是得民心，无往而不胜利；失民信，亦即失民心，就处处碰壁、受挫折、遭灾难。

《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哪项为先？”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又万不得已，一定要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两项中，又哪项为先？”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哪有不死？但，如果无信，人民不信任政府，那么，国家也站立不住，其群体也不存在了。”

“民无信不立。”一个得不到人民信任的统治者，是不可能长治久安而不被人民所推翻的。历史上，纵然像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那样一统天下时的显赫声势和鼎盛不可一世，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命运，由于暴虐无道，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亦即失民心，因而仅仅十余年，就被人民的起义埋葬了！

春秋时期，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在举国上下没有良好对策时，鲁庄公手下大臣施伯举荐了一文武全才之人——曹刿。

鲁庄公见面就问曹刿怎样才能打退齐国人，曹刿说打仗没有一定之规，要看具体的情况行事。曹刿反倒问鲁庄公准备依靠什么打退敌人，鲁庄公说：“我经常把自己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东西分一部分给百姓，我相信百姓会感恩戴德，能够跟着我去同齐人作战。”

曹刿说：“那只是些小恩小惠，不是大的政策法令，也不是国家的施政纲领和施政措施，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得到小恩小惠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百姓怎么愿意替您卖命呢？”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祖先的牛羊宝石，从来都是按规定奉献，从不敢有所欺诈，我的诚实一定能取得百姓的信任。”曹刿又说：“这只是对待神灵祖先，是个人品行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怎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拥护呢？”庄公最后说：“国内大小诉讼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办理，但我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断，我想这会有点用处。”曹刿这回点头道：“这才是根本的方面，说明您关心人民的疾苦，愿意明察是非，施政明正廉洁，肯定会得到广大百姓的信赖和支持。我看凭这条可以跟齐国打上一仗。”

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以鲁国大获全胜而告终。长勺之战的胜利，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的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和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鲁国有民信，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其实前一方面是具体的战术运用，后一方面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无论怎样巧妙的战术也是无济于事的。

同样的反面事例发生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在两国的交战中，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仇恨地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每逢凶年饥岁，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呢？年纪大的饿死后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孟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在这里，邹国与鲁国，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不战而胜无非指的是富国强兵，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取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从长远观点看，“信”比“食”更为重要，更具战略意义，应该十分重视取信于民——不仅施政纲领、大政方针要符合人民利益，而且说一不二，一切政策、措施都应是能够兑现的，对人民有惠，让人民看得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只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赢得民心，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