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对症下药

作为文人和教育家的孔子，要守望的是人性的深远，文化的担当。人类发展史证明，生产力越是发展，人性则变得越难以坚守。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感到了这一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致命弱点。所以，他要高扬“君子喻于义”，为“小人喻于利”限速，要以“仁者乐山”的岿然不动来遏止人性流变。

于是他亮出了“中庸之道”的底牌。

“中庸”是德行、行为的一个完美的、极致的标准。这标准非常难以在具体实践中达到，但实践中的人们却不能不借这理想性的范本以提升自己、策勉自己。

比如医师的对症下药，一定配方的药剂总是针对某种确定的疾患，药或稍有过量，或稍有不足，这过量与不足即所谓“过”与“不及”，作为一种并非随意的评判，其评判标准严格说来只是相对“对症”的那个“度”。实践中的对症下药是不可能做到绝对“对症”或绝对恰到好处的，但衡量实践中对症下药的状况却不能没有一个标准。严格说来，中庸的“度”是超验的，人们在由“过”或“不及”而趋向“中”的实践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它。它是不同于感性真实的又一种真实。这真实存在于价值取向所指的“形而上”，所以如此肯定这种真实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而不是那种确认其在彼岸有实体性存在的实体形而上学。

中庸可以说是一种“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所谓“成德之教”，是说它是一种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它是一门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它的经典命意在于人生“境界”的自律性提升，所以孔子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说。境界的高下对于外部条件是无所依赖的，中庸的生命智慧就在于对这“无待”的人格境界的自觉。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帅之所以可夺，是因为它“有待”。任命你做帅的人不再任命你了，你这帅就被夺了；你率领的三军被打垮了，你这帅也就被夺了。志之所以不可夺，是因为它“无待”。一个人心存高尚的志节，即使不幸沦为奴隶（像《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那样），他也会是奴隶中的高尚者，如果不幸沦为囚徒（像文天祥那样），他仍可以是一个宁死不屈的高尚的人。这“志”，只要有志者自己不放弃，任何外部条件的改变都不能夺走它。中庸学说教人“立心”、“立命”，就从这“无待”处说起，一个人一旦在这里立住了，不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他遭到什么境遇，都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