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之道的功用
本章进一步阐述了至诚之道的功用，认为它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要求人们努力发掘自己本有的德行，以追求高尚的至诚境界，为社会发展和天人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这里，中庸对于至诚之人作了一个生动美妙的描绘。“肫肫”是诚恳笃实之貌。至诚的人有“肫肫”的样子，便可有如渊的深度，有深度才可有广度，有如天一样浩大的广度。如此诚笃深广，自可与天打成一片，浑然无间了。如果不能保持聪明圣智而上达天德的境界，又岂能与天打成一片，从而了解天道化育的道理呢？能够至诚，以上达天德，便是圣人了。
这实际上是子思在描述孔子，也是他对孔子“天命观”的具体阐释。
孔子的天命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天道”和“人道”，且都是围绕人和事而展开的。
天，在孔子那里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又是其主观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奉君王为上天之子，作为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仁德”天子为最高代言人来传达“天命”。孔子采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求得天道，希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用其“天命观”为自己入世铺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用“达天知命”、“天道即人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将天命与人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给人以“达天知命”的生命关怀，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和人与社会和谐的大同世界。
孔子的“大道”，在心性层面，着重强调个人修身养性，要求人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就社会层面而言，孔子的“大道”集中反映到了“礼”上。孔子认为，礼源于天，“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以礼代社会制度。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以礼“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做到“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为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进而建设和谐的社会。
如果说孔子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他天命观之上的，那么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则是对其天命思想的超越。
孔子试图建立的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泛爱众”的“大同世界”。
孔子提出“大同世界”，并非只留于空想，而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实践了，其实践模式是实行以“诚”为核心的“仁政”：在社会制度方面，努力推行大道通行于天下，希望天下为天下人共有的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在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推崇“仁德”天子掌管天下，另一方面坚持天意即民意的理念，从中央到地方推行“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任用贤能之士管理国家事务；在社会分配形式方面，努力做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社会道德方面，倡导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日常基本规范的社会道德体系，希望人们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可以说，孔子所提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敬老爱幼，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充满“诚”的理想社会。
可见，尽管孔子对“天”、“命”有一份特别的敬重，但并未屈服于天，臣服于命。在他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重于“天道”。他着力于人生存、发展的经验、悟见和觉解，始终力求切近生命本真，刨出人的生命自然的内在之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宿命论，最终“达天知命”。他的天命观与其提出的“大同世界”所体现的是一种起于天、超乎命的生命格调。
孔子对天的超越遥契，是比较富有宗教意味的；而发展至中庸，讲内在的遥契，更多的是透显了浓烈的哲学意味。超越的遥契是严肃的、混沌的、神圣的宗教意味，而内在的遥契则是亲切的、明朗的哲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