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以仁为本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主旋律。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后来，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学说主要体现三点：
一是“民贵君轻”。在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上，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民心最重要；作为国家象征的土神、谷神次之；君主的地位更次之。
二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孟子眼中，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三是“制恒产、薄其赋敛”。君主如何才能得到天下民心的归附呢？其一，“制恒产”，确保每家拥有“五亩之宅、百亩之地”，不违农时，以实现民众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其二，“薄其赋敛”，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只征收“十税一”的田赋，减轻民众的负担。这些施恩于民的仁政措施都是赢得天下民心归附的关键。
历史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民为国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众是决定统治者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重民、亲民，才能赢得民众的真心拥护，借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实施暴政的秦朝灭亡后，刘邦不想再做第二个秦二世。为此，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重民、亲民的措施，以恢复国家经济，巩固新生的汉政权。
人是恢复生产的决定因素。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他首先从挖掘现有人口潜力着手，用赦免罪人、招抚流亡、复员军队、解放奴婢、鼓励生育等方法增加生产人手。
刘邦刚刚打败项羽，在定陶即皇帝位时，就下了一道大赦令。赦令说：“八年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莫大灾难。现在天下太平了，可以赦免狱中除死罪外的所有囚犯。”在以后的几年里，像这样的赦令，他还下达了七次。
由于战争，使得很多人流亡外地。刘邦移驻洛阳不久，便颁发了“复故爵田宅”的诏令。他宣布：“以前流亡隐匿在山泽而没有登记户籍的人，只要返回家园，就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田宅。”
汉政府鼓励从军的吏座复员，从事社会生产。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12年徭役；返回故乡的，免除6年徭役。复员的士卒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失去爵位的，或虽有爵位但没有达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级的爵位；已有大夫级以上爵位的，再给增加一级。
奴婢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邦下诏规定：凡是因饥饿而卖给别人当奴婢的，一律恢复其自由人身份。
为了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刘邦颁布诏令宣布：“老百姓家生了儿子，可以免除两年徭役。”
农业要发展，土地是关键。为了使弃耕的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刘邦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命令开放过去秦王朝的园地，准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垦殖。他称帝之后，进一步落实“以军功行田宅”的政策，按军功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赏赐给从军士卒数目不等的土地，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或中小地主。
刘邦还用轻徭薄赋的政策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汉朝的徭役制度基本上沿用秦朝规定，但在执行时有很大放宽。秦代男子法定服役年龄段是15～56岁。由于秦统治者急功近利，大兴土木，实际征发时还常常超过这个年龄段。刘邦则把它缩减为23～56岁。他对服役的天数也做了严格规定：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月，称“更卒”，主要从事筑城、修垒或其他社会公益劳动；每人一生中到边疆戍守一年，称“屯戍”；到京城服务一年，称“正卒”。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执行，如果条件允许，还适当予以减免。
汉初征收的简税也不算太重。秦时“收泰半之赋”（征收农民收获物的一大半）。刘邦规定“轻田租，什伍而税一”（征收实际收获物的1/15）的制度。并根据官吏薪俸和政府开支的需要，制定赋税的总额，认真执行，不许乱征。田租之外，征收“算赋”，即人头税，规定从15～56岁的人，每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等。算赋收入用于军费支出。7～14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称为“口钱”，这是奉给皇帝的。另外还有户赋，每户每月交200钱。这些规定，只许减低，不许突破。刘邦当政期间，就几次下令免除一些地方老百姓一年或几年的国税。
高祖刘邦实施的宽政措施获得了显著成绩。秦末以来凋敝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且作为“祖宗之法”，被他的后继者严格地承袭下来。
国泰民安，政权稳固是每一个君主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经济才能繁荣昌盛，国家政权才可以稳固。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施政者就应采取重民、亲民的方针，以仁治国，以仁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