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与中庸之道
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
关于“忠恕”之道的意涵，《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知，“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与“恕”其实是一个道，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若把“忠”与“恕”割裂开来，则“吾道”成为两道矣。在孔子的一道中，包含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而深刻的意涵。因此，“忠”与“恕”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只有把“忠”与“恕”统一起来，既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仁道。
朱熹说：“推己之谓恕。”其实。“推己”并没有把“恕”的意涵完全表达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着如何“推己”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恕”之推己及人，强调的是不要强加于人。《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即是侵加、强加之意。这段记载与《卫灵公》篇所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有直接的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初始的意思当是：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孔子认为，“恕”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又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这是说，若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容易。因此孔子与子贡的两段对话都说明了“恕”之重要。在孔子的“忠恕”之道中，“恕”更为根本。有了“恕”，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欲立尔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真正的“忠”。若无“恕”，将己之所欲或不欲强加于人，则其“立人”、“达人”就不是真正的使人有所“立”、“达”了。
《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见，“忠恕”本是统一的，而“恕”亦可包含“忠”。也就是说，若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不仅可以谓之“恕”，亦可谓之“忠恕”。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颜渊》篇仲弓问仁，孔子回答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有当施于人。”
总体来说，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想这样；自己不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不想这样。
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后，又说“君子之道四”，即：“所求乎子，以事父”（吾欲子之孝我，吾亦以孝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包含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此“君子之道四”都是从“忠恕”引申而来。
如果说恻隐之情是告诉我们要关心他人，那么忠恕却给出了明确的命令，告诉我们对他人应当做（或不做）什么。忠恕使恻隐变为明确的义务，使人上溯到思索他人痛苦的原因，从而抑制自己，不去成为他人痛苦的这种原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未听到这句话之前就感到这意思了，并在生活中常常实行它，我们在各种文明的基本经典中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然而，我们却还是为我们的祖先自豪，因为，把这一道理如此鲜明有力地概括为一个定格于“义务”的理论并不容易，这一概括正是孔子的一个伟大功绩。我们可以说，忠恕的思想是孔子学说中一个非常光辉的思想，一个几乎无须转化就可为现代社会所用的思想，一种我们可以在今天继续发扬和光大的宝贵资源。
那么忠恕之道是否就是中庸之道呢？
孔子认为忠恕违道不远，说明忠恕之道并非就是中庸之道，但是它距离中庸之道已经非常之接近了，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人按照忠恕之道去做，那么其实就是在践履中庸之道了。在这里，如果非要对它们做一区分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庸之道似是形而上之道，而忠恕之道则是形而下之人道。然而，形而上之道也是发端于形而下之人道的；而形而下之人道扩充推及，则可上达于形而上之道。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那么，是否就说明中庸之道要高于忠恕之道呢？也不尽然。中庸之道作为道来说是可以涵盖人道的，因为它下达于人，上达于天，是彻上彻下的。而忠恕之道则不然，它主要是就人道来说的，但人道是否就低于道呢？这是很难说的。因为这里的一个关键是牵涉个人觉悟的问题。中庸之道下达于人道，则在此意义上说道即是人道，人道即是道。但一个人能够做到按忠恕之道行事是否就说明他通晓道了呢？也未必。诚如他真的由忠恕之道领悟到中庸之道的话，那么就是说他的确做到了由人道而知道，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理解的忠恕之道即是中庸之道。但如果这个人只知按忠恕之道行事，并未就此通达中庸之道，则我们认为他只是尽人道而并未达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