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
按照以上五条去做，是不是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实现圣人之道了呢？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修养是主观方面的准备，而实现圣人之道还有赖于客观现实方面的条件。客观现实条件具备当然就可以大行其道，客观现实条件不具备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需要有“居上不骄，居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的态度，这是君子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处置、一种适应。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安身立命、进退仕途的艺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君子可能生存在一个有道的时代或国家，也可能生存在一个无道的时代或国家，无论是有道还是无道，君子在言行之上的共同点是依据道义而行。国家有道的时候，当然是君子大有作为的时候，言行足以使国家兴盛；国家无道的时候，则要“默足以容”，明哲保身。
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夺得曹魏的宝座，改年号为泰始元年。他建立西晋王朝时，仍选任前朝曹魏的宰相何曾为相。何曾在司马炎身边的一大批有文治武功的大臣中，并没有炫目的业绩，也没有特别过人的才智，但他却能在这个王朝更迭的动荡时期始终身居高位，其原因颇令人寻味。
何曾字颖考，生于公元198年，陈国阳夏人。其父何夔，曾任曹魏的太仆、阳武亭侯等官职。出生于这样的官宦世家，何曾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加上他生性好学，少年时与同郡的另一青年袁侃一并小有名气。魏晋时选官，门第之风盛行，因而年轻的何曾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开始了显耀的仕途生涯。
魏明帝曹叡初为平原侯时，年轻的何曾作为幕僚，为他掌理文案。这对饱读诗书而又心怀天下的何曾而言，远不足以施展抱负。魏明帝即位后，何曾又历任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侍郎将、给事黄门侍郎。在此期间，他曾上书建议魏明帝注重对地方郡守的考核，称“为国者以清静为基，百姓以良吏为本”，认为一个郡守的权力虽然不大，但管辖千里之地，与古时相比亦相当于一个小国君，责任重大。应该“上当奉宣朝恩，下当兴利而除其害”。官员体恤民情是治理地方的一大关键。眼下国家大规模举兵，需要各地增援，更要求地方郡守深得民心，以防民怨沸腾。但目前各地方的郡守，有年高老迈的，有疾病缠身的，有偷懒疏怠的，他们或把政事交给下级官吏去处理，或根本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然而因为现行的地方官吏考核制度不够完善，这些郡守的过失还达不到被罢免的程度，所以他们能在任上碌碌无为地虚度时日。因此，他建议魏明帝秘密地诏令一批官员，让他们明察暗访，核查郡守的实际政绩，据此任免官员。
何曾的奏疏不仅观点鲜明，针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分析精辟。加上其文笔优美，还往往引用前朝明主之言打动当朝之君仿效之念，所以得到魏明帝重视。不久，何曾官升至散骑常侍。
待到魏宣帝将要举兵征伐辽东，何曾又上了一篇有名的奏疏：“我听说前代君主制定法律必定是全面而严谨的，所以委任新的官职就要安排辅佐，举兵点将时就要设置监督的副官。这都是为了集思广益，并可防备不测。”他以先王制法和历史上著名的典例来劝谏皇帝在征伐的军队中设置监督职能的副官，但这个深思熟虑的建议没有被魏宣帝采纳，何曾还因此丢掉了散骑常侍的官职，出补河内太守。在此期间，何曾因治理有方而享有威严之名，惊动朝廷。不久，朝廷重把他召回，官拜侍中。这是史书记载中何曾唯一的一次谪官。其母一直为此忧心忡忡、战战兢兢，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早已深谙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为官之道。
嘉平年间，何曾官居司隶校尉。当时有一个叫尹模的抚军校事仗着上司的宠护欺凌百姓，作威作福，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朝廷上下都深怀不满，却无人敢言。何曾意识到尹模已是众怒难平，无人可保，于是上奏弹劾，赢得朝野百官的赞誉，谓其耿直刚正。但在后台强硬的大将军曹爽专权跋扈时，何曾选择了明哲保身。他告病在家，不闻国事，直到曹爽被诛，他才重新出来任职。
进退自如、善于明哲保身的何曾也曾为魏晋法制的改革做出过可圈可点的贡献。官吏毋丘俭因罪被诛时，依据当时的法律，他的儿子甸、妻子荀氏应被连坐同死，而荀氏的父亲和叔叔都与魏景帝有姻亲之谊，二人共同上表皇帝，为荀氏求命。皇帝于是下诏，命荀氏与毋丘俭离婚以脱干系。荀氏所生之女毋丘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之妻，亦当坐死，时因其怀有身孕而暂系牢狱。荀氏的叔叔请求何曾向皇上为毋丘芝求情，何曾痛恨毫无人道的连坐之法，立刻上表请求皇上开恩，将其死刑改成没为官婢。朝廷认为建议中肯合理，于是特地修改了有关法律。从此，类似毋丘芝这种情况的，“坐死”均改为“没为官婢”。何曾的建议被载入《刑法志》，为世人称颂。
何曾为官期间，既能表现他的正直耿介，又善于明哲保身，并且也能做出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贡献，应该说还算得上一位不错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在复杂无比、祸福难料的官场之中游刃有余，靠的也正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本领。
在古代社会中，做忠臣容易，只要拿出忠心，苦争死谏即可，但结局也大多不妙，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反而会因为正义力量的减弱而受损。在这个问题上，君子大可灵活一点，开动脑筋，在明哲保身之中进退自如，让自己谋国与保身两不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说着容易做着难，看似平淡却艰辛，要做到明哲保身，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杜佑致仕制》）宋代陆游更是直截了当地感叹道：“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跋范文正公书》）
需要注意的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中的“既明且哲”是“以保其身”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苟且偷生、苟延残喘。“既明”是能“明明德”、“明心见性”，如此则能“仁”；“且哲”是能“达时变”，如此则能“智”。有仁则君子之本可立，有智则君子之身可保，仁智合一则能遵道。使自己的心态言行符合道义，“尽人事”之事；心态言行符合道义之后的成败，则是君子“听天命”之事。如果说仁是太极中的阳，智是太极中的阴，那么，仁智合一则是太极，也就是道。道是本体，义是应用。知体知用，然后，君子之道可谓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