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要遵从周礼

孔子办私学，把“礼”作为教学的重点。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为研究夏礼，孔子曾亲自去夏后代杞国考察。对“夏—商（殷）—周”礼法的演进都十分清楚。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十分重视“礼”，在《论语》中有四十多章直接谈论“礼”。孔子对周礼充分肯定并实践，“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并赞赏周礼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坚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一个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但是，礼制、法度、考订道德文章，不是地方性的条例、规则，所涉及的是天下、国家的秩序问题。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礼制、法度的时候，在关系到国家所要倡导的道德章制的时候，不管是否经过众人的讨论，都需要经过最高执政者签字下发才能生效。当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之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各自制定自己的礼制、法度，各自解释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的时候，这个朝代、这个国家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能制定礼乐的，必须是既有德又有位的人，必须是能够贯通天道、地道、人道于一体的人，必须是使天下自愿信服、敬仰并归往的人。这样的人，从修身方面来说，就是圣人；从社会地位来说，就是天子。来可泓先生《中庸直解》中说：“无德而妄作礼乐，制法度，考文字，便是愚而好自用。无位而妄作礼乐，制法度，考文字，便是贱而好自专。”

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是天下无道的时期，但是，还没有人敢于自立为天子。当时的车道还统一吗？当时的文字还统一吗？当时的道德伦理还统一吗？在当时的现实中确实已经都不统一了。但是，并非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所确立的车道、文字、道德伦理标准不存在了。我们知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孔子的理想是期望着复归文武所传的正道，使天下再安定下来，进而达到尧舜之治，向“天下有道”的方向迈进。说当时的天下还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从周的统一典制还存在来说的，同时也在告诉时人及后人，一个有道的、安定的国家，需要致力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中，“车同轨，书同文”是仁民、便民之事，也是天下统一的体现；“行同伦”则是“天下大同”之事。

既有德又有位的圣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数百年不一定会遇到一个，难道天下人就没有希望了吗？当然不是。“作礼乐”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不需要每个时代都独创一套。孔子之前的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文明，从这数千年的文明中精选出历代不可变的而成为“传统”，知道其中哪些是可以变通损益的，这样，天下便不会因为没有圣王出现而陷入黑暗之中了。所以，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就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集其前数千年圣贤学说之大成，编订了“六经”，形成了“传统”的礼乐载体；同时给后人指出了礼乐的变通损益方式，这就是《春秋》中所体现的“通三统”——根据道义原则，对前三个时代的礼乐制度加以继承变通。孔子考察夏商周三代之礼乐，因而形成了“春秋制”；在道义方面，孔子集成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各代，而以尧舜、文武之道为主；孔子毕竟还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在礼乐方面所遵守的还是周代之礼乐，并且致力于挽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要恢复礼乐正道，重建西周以“礼”为代表的人文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孔子并非主张“克己复礼”，本章引用孔子的话里就否定了“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人。其实，孔子所要复的礼，恰好是那种“今用之”的“周礼”，而不是“古之道”的“夏礼”和“殷礼”。因为夏礼已不可考，而殷礼虽然还在它的后裔宋国那里残存着，但毕竟也已是过去的了。

而且，孔子在晚年也走出了一生所追求恢复周礼的主张，因为孔子心中的仁道不依附于周礼而存在。孔子解释自己推行周礼是因为人们现在还在使用这样的礼仪，仅仅是这样。而不是把周礼搁置在所有行为规范之上。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说明自己不学夏礼，也不学殷商之礼，而单单学周礼，是因为现在人还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