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关于治理天下的九条原则，方方面面，实际上是《大学》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阶段的具体展开，是实用的统治学理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这与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相近，都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或者说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值得我们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不仅仅适用于政治范畴。
做任何事，都要事先做好准备，不仅要着眼于目前，还应该高瞻远瞩，见其远；不要短视浅见，只把眼睛看在鼻尖上。
在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林则徐认识到中国的旧式舰船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舰船，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19世纪50～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炮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1863年，左宗棠正式上书总理衙门，提出要仿制外国轮船，以求“为海疆长久之计”。后来左宗棠把自己的这一主张和如何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使洋务运动具有更深刻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1865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再一次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绸缪也。”
1866年，左宗棠在关于筹议洋务事宜的奏折中谈到制造轮船之事时说：“宗棠于此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又已三载。”
这一年，左宗棠特别忙，但是，他时时牵挂着仿造轮船一事。当他终于消灭了太平军的余部，从广州回到福州时，正赶上清政府商量购雇轮船之事。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信，陈述自己的观点。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策略的第一步——仿造轮船的主张。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的意图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
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能够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
就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了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十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了新的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启用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才。次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到年底制成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轮船，试航于安庆江面。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次放大”。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轮船的放大试制在南京完成，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七十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反复阐述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于同治之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公元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他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深为身莅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倍感自豪。
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部的安宁，在于海防是否安全，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无法抵挡。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争情况，深刻指出：“西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美利坚，多年来很讲求轮船的性能优劣，相互借鉴学习，制造方法日趋精湛，东洋日本开始是买轮船，拆开研究后想仿造未能成功，近来又派人去英吉利学语言，研究这些轮船数据，为仿造打基础，不多年以后，日本必然也能造船，而独独只有中国因年年军事繁忙，没顾得研究，这样双方隔海相望，它有能力来要挟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就像是渡河，人家划船而我们撑筏，等于人家骑马而我们赶驴，这样能行吗？”
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议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意思是中国自强的道路，在于振奋精神破除陈规，讲究实际运用，令你按计划在福建选择场地建厂，买机器，雇外国技师，试造轮船，实为当前要办的急事。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左宗棠的远见卓识，周密计划，使他成为清政府建设海防的重要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一位民族优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