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诚明”与“自明诚”
儒家的理想是“穷理”与“尽性”的统一。
所谓“诚”是指由尽性之学所得到的道德，所谓“明”是指由穷理之学所得到的知识，“自诚明”，是说首先从道德入手可以进一步通向知识；“自明诚”，是说首先从知识入手可以进一步通向道德。就最后的结果来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此二者殊途同归。
但是，求仁与求知是不统一的，这样，儒家历史上就出现了明显对立的两个派别：一派主张“自诚明”，即把求仁的途径放在第一位，主张以主观的内省体验为依据来扩充道德，然后再达到求知；一派主张“自明诚”，即把求知的途径放在第一位，主张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来即物而穷理，然后再通向道德。这两派都曾以激烈的言辞相互攻击，再加上后来受到争夺道统正传的意识形态干扰，从而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在子思看来，无论是“自诚明”还是“自明诚”，只要做到了真诚，二者也就合一了。革命不分先后，明道向善不问先天后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也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个人如果天生真诚，从而由真诚达到明白道理，做事情时就会“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由于天性的真诚而自然而然地了解了社会人生的常道，这就是“性”。这种人就是“自诚明”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天生具有“诚”的慧根的人。因而为人处世时持中、稳健、理性、包容。这样的禀性使他们看待事物时不会偏颇，总能看到事情的本质。
大多数人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学习、体会的过程，来知道“真诚”二字是自然界的法则。认识到真诚的自然天性，从而明白人情事理，领悟到人生需要真诚，万事需要诚意，然后再反过来看一看自己的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最终才能做到笃行“诚”这一法则。这就是自然教化的结果，也就是“教”。
无论是我们生而知之，还是学而知之；无论我们是自然而然地顿悟，还是后天努力后得到的渐悟，诚都是与大道无法分离的。真诚既是天道运行的法则，又是人道运行的法则。只有为人真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也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从而拥有成功的人生。真诚、诚实、诚信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是达到中庸的境界的基础，而中庸之道又是人生成功的途径。在工作中不可以弄虚作假、偷奸耍滑、阳奉阴违。凡是以真诚相待，也许暂时会让人误会，然而最终还是会得到理解。
古人经过实践认识到了“诚”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诚信是一个人做人成才、谋事成功的根本。
《管子》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家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说的就是如果不诚信，从经商到务农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只有以“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才可能事业有成。所以说诚是百得之源、成事之本。
北宋的哲学家程颐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意思是修学、为人、谋事、待人都必须“诚”，否则就会修学不精、为人不善、为事不成、自弃其忠、增人之怨。
对待亲人也要以“诚”。唐代的魏征说：“夫妇恩矣，不诚则离。”所以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也要以诚相待、真诚守信，才能和睦相处，以达到家和万事兴。正如《圣经》所言，正直的人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诚”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自然法则，所以真诚、诚信的人，他的心灵、情感与理性、行为是合一的，是一种和谐的统一。曾国藩认为做人必须以“诚”字为本，才有用武之地。他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蓍也。”意思是真诚的人是不欺的，因为他心中没有“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