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不可急功近利

这是《中庸》全文的最后一章。作者在把儒学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目的、意义尽兴阐发之后，在这里苦口婆心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我们，君子之道不可急功近利，要有一颗平常心，耐得住寂寞。要退藏己身，修明道德，反身而诚，慎独笃恭。它向我们展示了君子那“德”化的生命由显入隐、不大声以色、以至于无声无臭的行程。随着这个行程展开的是“进德”的“功夫”越来越细密无间、绵延不断、纯粹唯一、彻始彻终。换言之，是无息的至诚。

真正有道之人，他的一言一行，皆是真性自然流露。其兴邦济世，普利群生，也是进退适时，无丝毫牵强，完全遵循本心和道义。其德行之高妙，乃至无声无息之中，感动天地，变化人心，匡扶大道。学者必须专诚务本，力戒浮嚣，这样才能日臻至善，克除种种迷误，最后达到本性的彻底复归，体悟天地，顺应时代，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事实上，在《中庸》文本中，我们已经看到对“德”的意义的强调：“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之道必须由中庸之“德”来开启，而中庸之“德”展开为一个由浅而深、由疏而密的动态过程：由修道者“智仁勇”之“三达德”、到君子在“诚之”过程中打开的“诚”、再到圣人无息的“至诚”之德。通过上述循序渐进的行程，《中庸》在最后一章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行如何来到自身？它与生命究竟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没有实质内容、没有真实性情做基础的“文”其实只是浮华与装饰，由此，衣锦尚纟䌹，锦而衣之，表达了由“饰”返“文”的内在要求。在浮华尽去之时，也正是真淳呈现之际，君子由此而生活在“文明”之地，而伴随着“文明”到来的，总是那“黯然”的、“不大声以色”的质朴。唯其质朴无华，不急功近利，因而内容充实；由于内容充实，所以，那黯然的不在声色之中表现自己的东西又必然不可遏制地“日彰”不已，将自身开放在烂漫的光辉中。正如生命往往在其晚年才重返回天真，文化在它的盛极之时，抵达的却是平淡、简单与纯粹。在那时，生命与文化皆为诚所化，那不是在虚伪的克制中、在虚假的抑制中就能达到的境地，而是天真地自然而然地绽露、涌现与发生，是天文之自明、自行给出自身的过程。

但只有对那“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的生命来说，“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的君子之道才能打开，也只有对这样的生命，才得以在无声无臭的天命的滋润中，发现君子的真正居所：文明伴随质朴，生活归于简单，心灵到达纯粹。只要文明还由浮化来规定，还仅由主体的意志与欲望所推动，那么，人文就处在与天文相互脱离的过程中，“朴散为器”——从质朴、纯真走向功利主义（器具化、实用化）就是一个难以阻止的过程。

只有质素平淡，才能革去偏杂，而进入中庸境界。在修身活动中，君子始终倾听着来自生命深处的质朴与真诚的要求，安居在“不大声以色”的平淡之地，正如天道在不言之中给出了百物与四时，一切声色唯有在平淡之地被收纳，这种接收也是淡化；在平淡之中，世界（包括声色等）被具体地给予。

如果说从“己所不睹不闻之地”到“人所不睹不闻而己独知之地”，表明了君子动察之密、静存之固，那么，从“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则表述的是其德日彰之实。如果说在这里德之日彰还表现在君子个人的身体中，那么，从“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钅夫钺”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之道以德行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于无声处影响着、滋润着、化育着世界。从“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到“德车酋如毛”再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一步一步地将德行的力量引向精密神妙的地带，此时，至德不德，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然而，也正是在寂静神妙之中，那不显之德，反而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生育抚养的力量，其日彰之实，也达到了盛极不可加的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