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力行，为不言之教
生于隋唐之际的杨上善，集医家和哲人于一身。其所撰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内经》注本。他曾说：“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事实的确如此，精辟的言论固然难得，身体力行更可贵。欲人行之，身先行之。
要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要亲身体验和努力实行。仅仅用语言表达自己做某件事的决心是不够的，决心还需要靠具体的行动体现出来。良好的品格表现在言行的一致上，没有行动的表白是空话，是谎言，是“无征，不信”。
古时候，楚国曾有一个渔夫向楚王献鱼，并想利用这种方式说服其仁政爱民，楚王原来就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在渔夫的提醒下才身体力行地去做了。
打鱼人说：“今日捕得的鱼，吃不了，卖不掉，扔了又可惜，所以拿来献给大王。”
楚王的侍臣说：“你这样说对大王太不尊敬了。”
楚王不同意侍臣的意见，他说：“你不知道，这打鱼人是个仁德的人。听说王家仓库粮食丰余，国有饥民；后宫多怨女，民间多鳏夫；王府库聚财多，国内多贫民，这都是因国君无道的缘故。所以厨房有肥肉，马棚有肥马，百姓有饥色，这是因亡国之君搜括财物藏于府库。这个道理，我早就懂得，却不能实行。渔人知我的缺点，便以献鱼来开导我。我要为民做好事。”
于是楚王派人抚恤鳏寡孤独的人，从粮仓拿出粮食，从府库取出钱财布帛，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人，释放后宫多余的宫女，让她们嫁给无妻的男人。楚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邻国居民也争相归附楚国。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仁君应该做的事，这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也繁荣稳定，国家日益富强发达；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这是昏君做的事，致使民不聊生，活不下去只有铤而走险，社会也就动乱，国家因之衰亡。两种做法，两种结果，这是国家兴亡的规律。
楚王虽然早就懂得这些道理，但他却效昏君之所为，搜刮人民财物堆满府库，使民有饥色，后宫幽禁许多怨女，使民间多鳏夫。可见知和行是两码事，知了未必能行，楚王正在步着昏君亡国的后尘。楚人以献鱼的方式劝谏楚王，而楚王也能非常难得地身体力行去施行，不仅使楚国鳏寡孤独得到抚恤，也挽救了楚国。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施教者必备的德行。通常我们把以身作则解释为以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做出榜样，这实际上就是指身体力行、以身教人。它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以身做出榜样，而在于做出什么样的榜样。施教者的“身”和“则”就是他的人格，人格客观地呈现在受教者面前，这就是榜样，是存在的事实，而不因施教者主观愿望的“做”与“不做”为转移。
家喻户晓的智者诸葛亮就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为儿孙做榜样。他对自己严格要求，虽贵为丞相，也绝不搞特殊化，坚持“行不言之教”。他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在给蜀后主（刘禅）的上表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高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诸葛亮这种廉洁的作风，对子孙是无形的教育，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深刻地说明了施教者以身作则是教育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顾觊之，字伟仁，南朝宋吴郡人。他一生为官，清廉爱民。
他的儿子顾绰家道极为殷实。顾绰的一项事业就是放高利贷，乡里不论士子平民，好多都欠着他的债。顾觊之对儿子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满，曾多次劝阻，而顾绰总是不听。
后来，朝廷任命他为吴郡太守，他便回到家乡来做官了。顾觊之对儿子放高利贷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帮助被顾绰剥削的乡邻。
一天，他对顾绰说：“以前我常常禁止你在乡里放高利贷，现在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有这项收入，咱们家的生活肯定不会这么富足。你平时放的债，一定有些人没有及时偿还，趁我现在回到家乡来做官，我设法代你催讨。不然的话，等到我以后不在家乡当官了，你讨那些债就不容易了！”
顾绰正为有些欠款难以讨回而大伤脑筋，听父亲说要为他撑腰，帮他讨债，真是大喜过望。他想凭着父亲在地方上的权力，讨债自然易如反掌。于是，他急忙将别人欠债所写的文书全都拿了出来，竟然有满满一大柜子。
顾觊之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点起一把火，将顾绰的所有放高利贷文书烧了个精光。烧完文书，他郑重其事地向远近乡人宣布道：“你们欠顾绰的所有债务，今后都不必再还了。所有的借债文书，都已经被我一把火烧掉了。”
面对父亲的突然举动，顾绰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全都化为灰烬，一下子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整天都十分懊丧，不停地唉声叹气。心里难过，却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
顾觊之的做法，对儿子来说不免有些残酷，但他一片爱民悯农的心意，却是真情可鉴，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和信任。与此同时，他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儿子：做人要仁爱为本，盘剥乡邻是可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