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之辨
一棵刚栽下的小树，被束缚在木桩上，小树感到很不自在，气愤地指责木桩：“老东西，你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自由？”木桩亲切地说：“小兄弟，你刚开始自立，弄不好会栽倒的，我是为了帮你扎稳根，增强抵御风暴的能力，扶持你茁壮成长，成为有用之材呀！”小树心里不服：“不用你扶持，我同样能茁壮成长，你就等着瞧吧！”于是，小树凭借风力故意找茬，天天和木桩磨来磨去。有一天，终于将绳索磨断了。它非常得意，整天随风东摇西摆地起舞，把根部的泥土晃松了。一天夜里，一阵疾风骤雨，它被连根拔起。岿然不动的木桩望着倒在地上的小树叹道：“你现在感到彻底自由了吧！”小树难过地说：“我现在需要约束，可惜已经迟了！”
以上这则寓言里的小树追求的是什么？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想要追求的自由追到了吗？没有！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他开始追求自由之前，它只知道想摆脱木桩的束缚，却根本不知道它要的自由以后会遇到什么。所以，当它盲目的挣扎得到了“自由”之后，它旋即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被连根拔起而生命垂危。此时，它才知道，自己的自由就是在木桩的束缚下的自由，不是可以恣意而为的自由。
说起自由，在我国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隋文帝杨坚是个“妻管严”，十分害怕他的皇后独孤伽罗。有一次，杨坚趁着独孤皇后生病的时候，悄悄和一位叫尉迟贞的美女发生了关系。独孤后得知隋文帝杨坚偷腥后，一气之下将尉迟贞杀了。杨坚知道此事之后，觉得自己作为皇帝连情人都保护不了，失去了自己做男人的尊严。于是一气之下甩袖子，不听大臣劝，出宫策马狂奔。大臣高颎追上并扣住杨坚的马辔，想劝他回去。杨坚发出哀叹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就是我国典籍中关于“自由”一词的最早出处，也就是源自隋文帝的家庭暴力，说起来还有些意思。
匈牙利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ogfi Sandor）曾经有一首不朽的诗作《自由与爱情》，原文为“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在1929年由我国“文联五烈士”之一的著名诗人殷夫翻译过来，译文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代著名翻译家、作家兴万生，曾翻译出版了《裴多菲抒情诗选》一书，他将这首小诗又作了如下的诠释：“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
寓言归寓言，故事归故事，诗歌归诗歌，他们都对自由阐释了不同的理解和内涵，可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20世纪下半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如今的世界——至少大部分的世界——人具有独立性和自由性，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人被赋予了普遍的自由公平合理的外观，摒弃了阶级出身、社会等级、文化程度和职业划分等政治差别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济上，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原则，人们在生产、消费以及职业选择上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文化上，自由更是思想文化、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圭臬，多样性、多元化的文化并存和碰撞使得现代精神的丰富性臻至空前的水平。
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由于存在自然条件和内在条件的局限性，这种取向有时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自由还是一个非常具有时限性和相对性的概念，因此，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对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认为，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理想的自由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责任义务。换句话说，自由的背后是自律，除了自律外自由还要接受他律，他律就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规则的约束。
自由是一个充满诱惑又极具模糊的概念，对它的界定从来就是充斥着异见和斗争，并伴随时代的变换不断地产生着新的内涵、新的交锋。自由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复合体的思想。自由更是一种实践——一种贯穿于人类历史活动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中的实践。自由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和可操作性，并且以限制为基础，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自由，也是一种从那些不伤害他人的活动中进行选择的自由。而且自由的实现程度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就是说，自由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与这种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交往关系或制度安排，甚至那些所谓的“应该做的”“必须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不能做的”应然标准同样也是取决于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政制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