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幸福指数

在我国GDP高速增长、物质财富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社会公平问题、高房价问题、上学难问题、看病贵问题，以及环保问题、社会治安等问题接踵而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幸福”这个词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困惑。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一样存在。2001年，不丹廷布大学经济学教授扎勒曲宗就在GDP指标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这个新鲜概念，涵盖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类指标。扎勒曲宗把这个想法写成奏折并把计算方法上呈不丹国王。国王召集内阁大臣开会商讨，认为“政府应该关注国民幸福，并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最后国王批准了这个GNH建议，并于每年2月向全体国民公布上一年度的GNH数字。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幸福指数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它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提出的，他认为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获得的效用越大、欲望越小则越幸福。此后经过不断研究，幸福指数成为评价民众的生活品质，评价社会发展水平和方向的重要指标依据。当然，幸福指数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它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运用专门测量工具来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量化数据。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的计算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World Values Survey，WVS）公布的幸福指数。在2004年WVS公布的对世界上82个国家幸福指数的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只排到了第15名；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在第42、第48、第49位，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的最后一位。我们可以这样直观来理解：拉美国家的人们生活乐观，追求幸福；北欧国家丹麦作为一个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当然对目前的生活满意程度较高；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世界强国，但人们在生活中也感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排名就可能偏后；日本、中国和韩国都属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是工业化程度有所不同，虽然经济增长的情况比较好，但是人们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排序更为偏低；而印尼属于仍在动乱中的国家，降低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排序在最后也是应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富裕并不代表幸福。

我国经济学者刘伟认为，幸福指数应是一个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在内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学者邢占军认为幸福感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二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三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此后邢占军及其研究团队还提出了由十个次级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分别是：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幸福指数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视角。通过对它的计算以及对它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什么是人民群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找出主要矛盾并按照轻重缓急来解决它们，为我们认识非经济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我国政府根据国情实际，顺应进步潮流，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对传统发展的一种颠覆。幸福指数改变了过去单纯计算GDP的统计方式，增加了人文因素，更加关注个人的主观感受，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2010年9月，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2009年度浙江省民生指数和民生评价报告》。浙江省民生综合指数，包括浙江省民生改善进程指数和居民满意度两个方面的指标，计算公式为：浙江省民生综合指数＝浙江省民生改善进程指数×0.6＋居民调查满意度×0.4；各市民生综合指数＝（民生改善水平指数×0.5＋民生改善进程指数×0.5）×0.6＋居民调查满意度×0.4。浙江省民生指数可以说是国民幸福指数的雏形。

2014年12月，重庆市也发布了《2013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报告》（民生指数，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DLI）。从指标内部设置来看，地区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体系将民生问题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类指标合计占DLI权重的47%。反映民生发展的收入分配、生活质量、劳动就业等共有13个指标，涉及居民收入、恩格尔系数、住房使用面积、城镇登记失业率等。除此而外，评价体系单独设置“公众满意度”主观指标，用以衡量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和认可程度，体现了对民意的重视。2013年重庆DLI为68.67%，排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一。“十二五”以来重庆DLI年均增长4.9%，高于西部地区0.45个百分点，呈快速发展态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眼下我们都对GDP报以埋怨的时候，“幸福指数”其实也同样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虽然它在反映民生状况、社会进步尤其是人们对幸福预期的满足状况等方面具有其独特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不足，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不足和缺陷。从这种意义上说，GDP和“幸福指数”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它们之间的关系应是互为弥补，而不是相互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