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形象：从精英立场的主流中国转向民间立场的俗世中国
从充满史诗性激荡着昂扬建设精神的红色中国形象到文学主体意识和审美意识复归且更加丰富的国家形象的嬗变，实际上是精英立场下主流话语体系与民间立场下民间意识融合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写作立场的转变绝不是只为了关注平凡人的平凡琐事，而是希望以这种视角去描绘平凡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奋斗历程，从而展现一个不断奋进的中国形象。
1.精英立场鲜明凸显主流教化功能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3]从形象学上来看，任何形象和建构都带有时代印记和民族情感。因此，20世纪50—6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且如火如荼进行国家建设时期的长篇小说一方面肩负着讴歌革命历史、重构新生中国形象、激发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肩负着建构建设中国形象，激发民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使命。作家们在政治化的文学环境下，不约而同地选择精英立场去观照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历程，同时将广大人民放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进行书写和塑造，去描绘一个伟大的、蓬勃发展的且带有着时代感召力的国家形象。如《创业史》依托农业合作化这一政治时代背景，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阶级划分，通过对“梁生宝”“三大能人”等不同阶级人物在农业合作化中思想意识、行为心理的刻画来展现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从而凸显社会主义新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除《创业史》之外，还有《山乡巨变》等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为时代和政治书写，为革命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代言，积极描绘新生国家的大精神和大气派，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巨大转变，作家们开始自觉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作家们也开始反思如何塑造一个丰富立体的国家形象。
2.民间立场深切观照社会大众
“民间立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和写作重点关注的领域和争论的焦点。陈思和认为，“民间”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4]由此可以看出，陈思和一方面认为具有民间立场的作家们必须要摆脱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流话语体系，要自由地、自觉地深入民间、认同民间、感受民间，同时以民间立场真实还原民间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况。另一方面，作家们要通过民间立场，从“俯视”到“平视”反映真正的民间中国，塑造俗世中国形象，完成对中国形象的全方位观照。
在以往乡土叙事、底层叙事的创作中，作家们虽然具有民间意识，但是他们的创作视角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先知视角，他们以“城里人”的叙述身份俯视“乡下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形成一种由来已久的“看∕被看”的写作模式，而就在这“看”与“被看”之间作者与写作对象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距离，所描绘出的民间形象势必是被想象和被蒙蔽的。如鲁迅笔下的乡土总是带有着俯视的批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总是透露着过滤后的诗意，赵树理笔下的乡下总是带有着预设后的阶级意味。他们都带有着各自的立场，因此所描绘出的民间中国大多是同质化、类型化的民间。而“民间写作”则改变了这一写作现状，作家们将写作视角由“俯视”“旁观”转向“平视”“浸入”，以“乡下人”“底层人”的身份观照自身不同的人生，以“局内人”的角度书写民间生活，还原一个曾经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真实的民间形象。如在《推拿》（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作者毕飞宇所关注的不是盲人推拿师悲切的“苦难”，而是他们真实的“生活”，他通过对婚姻、恋爱、住房、债务以及围绕着“推拿中心”所展开的一系列的生活琐事的描绘，让读者们最大限度地走进盲人推拿师们的真切但却不为人知的内心，感受他们交织在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与希望、平淡与幸福。毕飞宇拒绝将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悲悯放置在这群处在城市边缘地位的盲人推拿师身上，他竭力地用平视的眼光为我们描绘一个有曲折、有痛苦但却有温度、有尊严的盲人推拿师抑或是平凡人的平凡人生。上文提及的《平凡的世界》亦是如此，小说当中塑造了大量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无一例外都是普普通通的社会中的小人物，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默默坚持、摸爬滚打，作者试图用小人物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来塑造属于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形象。
3.对比手法着力突出国家影响力
尽管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写作立场逐步由精英立场向民间立场转变，作家们从“俯视”转向“平视”从而去描绘民间生活的真实样态，但是长篇作家的写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描绘小人物的琐碎人生，他们更希望通过民间视角去展现普通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奋斗历程，表现社会变革带给这个时代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巨大改变。因此，长篇小说作家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运用大量的对比手法，用以做新旧两个时代，积极进取、落后守旧两种人群的对比，从而彰显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和巨大影响力。
《英雄时代》（柳建伟，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以城市改革深化时期作为写作背景，选取高干子弟陆承伟、民营企业家史天雄在改革开放社会进程中所作出的不同人生选择作为小说故事发展的主线，提出了在社会大转型阶段有关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性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小说以二人不同性格、不同选择、不同精神境界作为对比，而二人在小说中的结局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代表着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陆承伟最终行贿行为败露，走向人生的终点；而始终坚持勇于担当，为党分忧的史天雄获得党和人民认可，成为时代英雄。这样的人物对比，凸显正面人物身上为党、为国、为民奉献的红色精神力量。《抉择》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以朴素的语言给予作品中各种人物以最真切的观照。同时小说塑造了李高成一类始终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共产党人形象以及严阵等贪污腐败、不可一世的党的事业的蛀虫形象，通过对李高成等人在反复斗争中身处危难却始终坚定的描写，正面弘扬了在国家社会事业发展进程中不畏牺牲、甘于奉献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从而展现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国家精神和中国气象。
从精英立场转向民间立场实际上是新的时代语境下作家创作的又一方法和使命。坚守民间立场是为了能更好地写出民间的生存境况、表达民众内心的精神意志、激活民众生存的尊严意识，更直接地通过民众的生存状态建构一个更符合现实情况、更能表达民众情感的民间形象，展现一个更能反映社会发展过程中朝气蓬勃状态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