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方位记录到人文关怀到全方位国家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它“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内外公众对国家的各种活动成果所作的总的评价和定性”^[44]。一个国家的形象既包含领导人的形象，还包括普通百姓的形象；既包括军队建设、尖端武器的生产，还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既包含法律法规的建设，还包括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各方面工作都走向了正轨。因为经济条件的好转，摄影由某些特定人的职业变成大多数人的爱好，影像的拍摄不再被少数人垄断，除主要媒体还掌控在记者、编辑、宣传部门外，人们可以通过影展、投稿、出版著作等反映我们的时代；国际交往的增多使得我们的国家不自觉地被推介出去；除军事涉密题材外，对摄影人、拍摄内容的限制越来越少。这些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国人思想的演变，由保守到开放，中国的宣传逐渐与国际接轨。外国人慢慢发现中国经济条件逐渐变好、人们思想逐渐解放、在国际上越来越有担当。这期间摄影流派分化越来越细，摄影人的技术越来越高，所以在记录和宣传我们这个时代的方面越来越专业。加上当时还是以纸媒为主，所以在方方面面都有图为证。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对百姓利好方面，如恢复高考、知青回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有很多人通过大量照片记载并传递到国内外。这和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期完全不一样，那时西方对中国完全不了解。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体育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重大历史事件都以图片形式记载下来。这些重要图片既满足了当时宣传的需要，也为后来反映新旧对比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展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的是政治上逐渐开放、经济上走向富裕、文化上不断自信的崛起中大国。

在宣传国家形象方面，最直接的摄影类别是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报道摄影。经过多年的探讨，这阶段上述三种摄影理论非常完善，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摄影家。他们的作品对推动我们国家的进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1977年11月，李晓斌在天安门前拍下了著名的作品《上访者》，在拍摄过程中担心相机或胶卷被没收，冲洗时（1978年2月）担心被没收，一直到1986年得以发表（当时认为20年之内不能发表），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这幅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民间立场”。以前的摄影作品往往对准英雄人物、国家领导、重大科技进步，鲜有对准基层百姓生活。李晓斌这幅作品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他拍摄的那刻起就宣布了在中国摄影这种工具已经开始指向百姓生活，客观反映百姓疾苦。摄影从反映刚性发展到软实力的社会治理。尽管有些镜头在一定阶段是不能通过审查的，但恰恰是这些镜头让人们知道我们社会的真实场景，引起管理层的反思，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使得外国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新闻已经脱离了摆拍的模式，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关心百姓疾苦的中国政府形象。

1991年5月，时任北京崇文区文化馆摄影干事的解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拍摄了《大眼睛》照片并公布在希望工程宣传画上，女孩求知的表情打动了一批又一批人，从而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失学儿童、关注我们国家的希望工程，进而把希望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和李晓斌的照片一样，这张照片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从此照片不单单是简单的记录，更多是对所拍内容的干预，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今天我们再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自然想到在那样的年代，因为一张摄影作品，使我们的社会向好发展。当外国友人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马上会说，在这照片前中国是……样，今天已经是……样。这也是我们国家从“拍摄主要用来记录和歌颂”到“摄影引导社会生活”的过程。这种伴随着否定和质疑的过程恰恰展现了我们社会制度的完善，展现了我们的媒体开始与国际接轨，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照片以批量的速度生产和传播，中国的各个方面都迅速展现给外国朋友：社会非常稳定、城市越来越美观、交通飞速发展、百姓越来越富裕、共享单车和微信支付等成为我们新的中国元素，我们的国家形象越来越美好。

从巩固国防到社会结构的完善，从英雄人物到国家领导，从国际地位的提高到全方位的国家形象塑造，70年来，摄影作品以其方便、具象、直观的属性真实地勾勒出我们的社会发展轨迹，反映了我们国家由贫困到富强、由被忽视到主动引导，由封闭到有国际担当的大国形象。

（作者：宋振军　陈姝含　王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