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的传播接受与长子形象的历史效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辽宁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不仅生动记录了新中国工业的历史奇迹，而且解开了“奇迹之谜”；作家为工人而写作，得到了工人内心的回应。其塑造的长子形象、表现的长子情怀，在传播与接受中产生巨大的历史效应。
一是《乘风破浪》与“鞍钢宪法”。
从时代效应方面来看，《乘风破浪》于1959年出版，它真实地描写了工业战线的生活图景，再现了工业生产中的矛盾斗争，歌颂了钢铁工人的英雄气概。1960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对工业生产实践中出现的矛盾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概括，高度评价了鞍钢经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他把“鞍钢宪法”核心归纳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体来说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草明的《乘风破浪》与“鞍钢宪法”之间有着内在关联性，“具象地展示和呈现了毛泽东总结的‘鞍钢宪法’的诞生过程”。[3]《乘风破浪》源于草明的鞍钢生活实践，它是艺术的写作，更是基于真实的生活实践之上的结晶。小说围绕“鞍钢”所展现的工业生产图景，体现着“鞍钢宪法”的灵魂和实质[4]，“鞍钢宪法”的诞生正是对工业生产中出现的矛盾斗争的正确处理与科学总结。
二是《沸腾的群山》与解开“奇迹之谜”。
从国际影响上看，《沸腾的群山》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发行，岛田正雄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奇迹不断，这部作品生动地解开了奇迹之谜”。[5]这里的“奇迹”所指为何？“奇迹”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奇迹”的解开在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工业战线上取得的胜利。《沸腾的群山》宏阔地展现了工业振兴的步履维艰与工人阶级的奋斗历程，它解开了奇迹之谜，其作者李云德正是解开奇迹之人。在日本，《沸腾的群山》被当作反映中国工业真实的代表作品加以推介，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为工人的写作与工人的接受。
草明、艾芜、李云德等不仅是新中国工业的书写者，而且是为工人写作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得到学界的肯定，也得到工人的悉心接受。《沸腾的群山》影响广泛，好评如潮。1965年初版时，《沸腾的群山》20万册的发行量产生很大影响。1975年再版80万册，此后翻印300多万册，甚至被改编成评书、评剧、话剧、连环画、电影等在全国广为传播。而不仅仅是发行量的影响，在客观效果上，工业题材小说真正走到工人的内心深处，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现实工人的楷模。
书写工业题材的作家竭力为工人写作，为中国写作，工人也高度认同作家的创作，对其作品欣然接受。比如石景山钢铁公司职工魏林在谈及《乘风破浪》时指出：“小说《乘风破浪》反映了我国钢铁工业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的生产大跃进，内容很丰富。因为工作关系，我特别细致地读了描写青年工人李少祥的情节……李少祥的精神是很值得我好好学习的……在一切工作上，我如果看不见李少祥，还觉得做得不坏；如比一比，相形之下，我就差得太远了”。[6]小说中的人物成为工人学习的榜样，这是文学作品“寓教于乐”的最大社会效益的体现。作品得到工人的接受，作家得到工人的认同。草明遭遇挫折，工人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们认为草明不遗余力地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钢铁战线上工人们的斗争和生活，是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家，她不可能是反动作家，因而坚决支持草明。
从文学书写的实际境况来看，并不是为谁而写作就一定能得到其认可。赵树理为农民写作，力图远离“文坛”，做“文摊文学家”，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由此陷入了一个不是他本人所能把握的怪圈或悖论：他所认同与期待的那部分乡村读者∕听众大多不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能力；而能够阅读其作品的乡村读者（以乡村中学生为主体）则多半以与赵树理作品所指示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方式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如何想方设法离开农村（这也包括赵树理自己的女儿及其他晚辈亲戚）”[7]。因而赵树理为农民的写作遭受农民的“拒绝”。不同于此，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巨大历史效应表现在为工人的写作与工人的接受是同步的。工业题材小说聚焦工人阶级，表现工人群体，而工人真诚地认同作家，本然地认同小说的主人公，并把人物形象作为学习的榜样。从这个角度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为工人的写作与工人的接受取得了在接受效果上最大的历史效应。
四是人才的吸引与人才的输出。
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因其显著的工业优势为全国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也吸引众多人才聚集于此。《乘风破浪》中主人公李少祥和小兰来自关内，但因辽宁工业的成绩，他们抱着为中国工业胜利贡献自己微薄之力的信念而来到了辽宁，走进了鞍钢。可见辽宁在当时的吸引力，以及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效应。所以，辽宁除了“硬件”以外，还有“软件”，“那就是大量的人才和先进的管理制度、管理经验。东北工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经验，乃至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的一些基本工作经验，都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
五是小说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历史效应。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工业题材类型的小说创作上，许多研究者将草明的《乘风破浪》、艾芜的《百炼成钢》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联在一起，审视新中国工业题材与工人形象的历史变迁[9]，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开辟的中国工业长篇小说创作模式在新时期得到了历史的回应与反思。
另一方面，辽宁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都是作家在深入生活中完成创作的，这一点对当下作家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工业题材小说作家的创作来源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真切的生命体验，他们笔下的人物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有着生活原型。草明长期深入生活，在身体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依然在鞍钢这片热土上工作、生活、创作了十年，她多次采访孟泰、王崇伦、张明山、李绍奎等模范典型，与鞍钢的干部、劳模、普通工人打成一片：“她深入生活的方式，主要是直接参加工作，通过工作来取得对生活的更深切的体验。沈阳一解放，她就自觉地到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作。从发放救济粮、献纳器材、组织写墙报和成立音乐队、戏剧组，并大力支持工人自动地利用业余时间和旧器材修复一部新机车，准备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壮举，直到在工人中建立团组织以后，她才离开该厂。从1954年起，她下了更大的决心，把户口也迁到鞍钢落户，并被任命为第一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而且一蹲就是十年。”[10]艾芜本是四川作家，但他毅然来到鞍钢体验生活16个月，写作以孟泰为原型的《百炼成钢》。李云德创作《沸腾的群山》时跑遍了鞍山所有的矿山，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工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参加编写鞍钢发展历史，搜集大量资料，对鞍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萌生了书写鞍钢、歌颂工人阶级的想法。
工业题材小说作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生活实际，在工人工作现场，与工人在一起，创作有地气的、富有中国工业气息的、能够体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作品，为辽宁工业题材写作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这些作家的创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学表达，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入生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辽宁工业题材小说留下中国工业发展的珍贵记忆。它的价值在于，描绘了历史的真实图景，让后人得以看到在特定时期里的革命激情、矛盾斗争、创作规范与审美追求。在新中国工业题材的小说中，辽宁的工业题材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这为新时期工业题材的创作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辽宁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中长子形象的无限荣光与华彩篇章属于曾经的辉煌，当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号角再次吹响，我们能否在对过去的追忆与缅怀中重生至强？当然，长子情怀、历史担当的声音依然在胸中回荡，就像商国华的作品中所说的“我们走在大路上”[11]。
（作者：吴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