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与奋起：产业转型中的负重者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生转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辽宁工业遭遇多重矛盾与困境，尤其在国有企业的转制中，工人大批下岗，工厂和工人陷于迷茫困顿。曾经风光的大厂矿萧条了，热闹繁忙的景象看不到了，辽宁工业进入一个尴尬的境地。这时的工业诗歌记载了他们的落寞与惆怅，也在低暗的底色中呈现着不屈与顽强的光亮。

诗人是现实的歌者，此时的工业诗歌凸显了他们的生存现实：“从紧固的岗位上下来∕被用力一抛或轻轻一踢∕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张笃德《走丢的螺丝》）习惯于忙碌的工人，猛然被从喧嚣轰鸣的岗位上抛甩出来，就如同一颗从机器上掉落的螺丝，回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无从安放自己。新世纪诗人蒋振宇写道：“劳动在另外的地方∕召唤我，我的新表带在手上∕分针和秒针一片茫然∕面对现实，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钟表店》）这是他们真实的生存困境，写诗也成了现实的安慰，那无处安放的梦想指向了过去的时光：“我多想像建国初期的∕劳动模范们那样∕从职工浴池出来穿着人民装骑上‘国防’牌的脚闸自行车∕脑袋里想着齿轮或者模具的革新难题∕春风迎面吹来了∕明天天亮我要第一个站在机器前∕精力旺盛∕等待着工友们的到来∕等待着劳动竞赛中产生的爱情∕多么好，多么健康∕五十几年后∕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谈论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但他们仍用拐杖∕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田力《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我曾在黑夜里走进我的工厂∕一串串明亮的星星从夜空垂下来∕高低错落像圣诞老人点燃的灯笼∕我穿行在无人的厂区里∕守护一个巨人的睡眠∕和那节奏均匀的呼吸声”（张笃德《我和我的工厂》）这是他们对逝去岁月的眷恋。这些诗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歌颂劳动，抒发主人翁情感的作品，也不同于80年代豪迈的工业情怀，他们展示的是这些历经繁华的工人们的艰难境遇。这些后工业时代的回眸并不是说一曲无尽的挽歌，而是依旧火热的工业情怀，这些诗行中虽然看不到了机器的轰鸣，但骨子里透出的依旧是不灭的工业精神。

传统工厂的衰落，却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工厂精神。它们并不随倒闭的工厂而消失，而是在每个可能的事件上延续。企业的调整改制，几十年的老厂即将被取代，干了多年的老厂长，却要在临退休前摘下自己亲手挂上的厂牌。一切待定，前途未卜，他们心里苦，然而却勇敢地向自己开刀，为了全局，为了明天，这就是担当：“厂门口，你来了∕颤抖的双手拂去∕沾在厂牌上的尘埃∕然后，缓慢地摘下∕接着，又像当年那样∕挂上了一个崭新的厂牌∕升起了一叶新的风帆∕升起了改革者进发的宣言”。（张瑞《心海又扬起新的风帆》）

90年代的辽宁工业诗歌虽然没有了以前的高歌猛进，豪迈酣畅，多的是现实的关爱和体贴的柔肠，却多了一份难得的深沉与历经世事的从容。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诗人李犁认为：“辽宁的诗人从不缺少以一己之心去捂热整个世界的情怀和勇气。稳健踏实，不受外界干扰，也不为某种新奇和喧哗而摆动。背向诗坛面向诗歌，认真思考严肃写作，沿着自己看见的光明走在正确的诗歌主道上。这里的诗人勇于进入社会现场，敢于发声，而且视野开阔，声音嘹亮。这就让大气真气以及浩然正气的辽宁诗歌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高音区。”^[13]正是在这里蕴蓄着奋起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