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学中的战斗英雄和“共产主义战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繁荣，由于人们对于经过浴血奋战才获得的革命成果保持高度的热情，因而战斗英雄成为时代的骄子，作家尽情讴歌的对象。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呼吁作家：“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并认为只有这样才算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站在“时代思想水平”上了。又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而告终，战争的胜利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成为固定的审美模式。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团结起来，继续坚持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识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表现工农兵，讴歌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此后，文坛洋溢着巨大的胜利喜悦和坚定信念的风尚，以塑造英雄人物、抒发豪情壮志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大量涌现。无论是历经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是相对和平时期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都传达着昂扬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时代情绪，书写着宏大的历史叙事。
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被冯雪峰誉为第一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作品，其中就塑造了一个具有钢筋铁骨、英勇非凡的我军基层干部周大勇。这个形象是倾注了作家全部激情的理想化英雄。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是周大勇性格的本质特征。小说描述了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战士在极为艰苦的战斗中，表现出特殊的勇敢、机智和顽强，是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战士的代表。这是塑造周大勇英雄形象的成功之处，然而由于作品构思和人物性格设计的单一，一切服从于战争，在这一总体框架下，周大勇及其战友除了战斗，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生活。诚如作品所说，“战斗和学习”成了周大勇生活的全部内容。部队高度集体性和战斗的高频率所形成的军人群体意识往往将个体挤压、消融在生与死的集体战斗中。正如周大勇所想的“没有党，没有部队，没有那许许多多的战友，那自己便是一个毫不足取的人。”尽管小说也写了周大勇与战友、老乡间的感情，尤其是在与李振德老伴的交往中，联想到自己的母亲，但这一切完全为了描写他更勇猛地投入战斗。小说写到周大勇从苦大仇深的穷孩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的过程（苦大仇深——参加革命——斗争中成长——取得革命胜利已成为塑造英雄人物的共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都是通过外部冲突完成的，我们很少看到周大勇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周大勇也有急躁，工作方法简单的缺点，但这只作为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不成熟。同样作为政治工作者的李诚，总是不知辛苦，不知疲倦地做思想工作，随时发现战士们身上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保卫延安》中还塑造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彭总的光辉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开拓性贡献。彭德怀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体现者，党的化身。杜鹏程是在当时革命文化的哺育下走向文学创作的，不能不受当时英雄观、典型观的影响，笔下的人物就不可避免地染上时代的印记。又由于小说追求的创作契机是传达高昂英雄主义的时代情绪，而非出于纯艺术的追求，所以塑造出的英雄往往性格比较单纯，内外一致，是被理想化、浪漫化的英雄。从周大勇、王老虎、宁金山、卫毅、卫刚等英雄的名字上也可对其刚勇程度略窥一斑。随后问世的吴强《红日》在塑造英雄形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作者塑造了比周大勇更富个性的基层干部石东根以及既具备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帅才，又有普通人的儿女情长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军长沈振新等英雄形象。
传奇化、理想化的士兵形象。曲波的《林海雪原》描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如何在林海雪原全歼国民党残匪的故事，小说成功塑造了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杨子荣。作者这样描述杨子荣：“这个老有经验的侦察能手，是雇工出身，是山东省胶东半岛上牙山地区的抗日老战士，现在是团的侦察排长，已经四十一岁了。”他是带着血海深仇加入革命队伍的，作为侦察能手，他智勇双全，乔装打扮成匪徒，只身一人深入虎穴，随机应变，取得老奸巨猾的土匪头子座山雕的信任，智取威虎山。小说还成功塑造了善于运筹帷幄，同时又平易近人的青年指挥员少剑波，果敢勇猛、胆大心急的刘勋苍，耐力超人的孙达德，乐观幽默的栾超家等小分队队员。改编自《林海雪原》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更加凸显了重要英雄人物杨子荣。他就只身入虎穴，在“波澜起伏、曲折跌宕”的斗争中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中难，发挥智中智，战胜魔中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誓把座山雕埋藏在山涧，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的雄心壮志深入虎穴，并以打虎英雄的气势压倒群匪。他巧妙地应对了匪徒们的黑话拷问，识破了“军事演习”的骗局。尤其是他与小炉匠当面对证成为情节发展的高潮、矛盾激化的顶点，杨子荣沉着冷静，随机应变，抓住小炉匠的弱点，经过一番舌战后从精神上击溃了他，最终力擒座山雕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由此我们看到顶天立地、智勇双全的侦察英雄形象。
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也塑造了一位具有传奇性的英雄形象刘洪，在抗日战争时期刘洪大队长率领铁道游击队员“扒火车、搞机枪、炸桥梁”，有力地抗击了日本鬼子。
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则生动地书写了抗美援朝斗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他们“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艰苦环境下心念的是祖国人民。为击退敌人进攻，提着两颗手榴弹，炸毁敌人坦克而牺牲的小战士，在汉江南岸冒着烈焰抢救朝鲜儿童的马玉祥，以及那些为坚守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烈们，他们用生命谱写着英雄赞歌。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如果说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经历血与火洗礼的战斗英雄，那么雷锋、欧阳海则用生命诠释着和平环境下“共产主义战士”的深刻内涵，平凡孕育着伟大。
贺敬之在长诗《雷锋之歌》中以无法抑制的激情放声歌唱：“在我们革命的∕万能机床上，∕雷锋——∕你是一个∕平凡的，但却∕伟大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精神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人生启示：“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雷锋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广为流传。《欧阳海之歌》被誉为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郭沫若语）。小说叙述了解放军战士欧阳海从童年到参军、直到为抢救一列火车去推开受惊的军马而壮烈牺牲的成长历程。真是因为他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所以他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四秒）完成了英雄的壮举。由于小说的巨大成功，使得欧阳海成为继雷锋之后又一座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