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从多元化译介中“走出去”的多元化的中国形象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空前活跃，作家创作硕果累累。新时期到来，不同的文学流派更迭频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呈递进式演进，创作态势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主旋律创作相比，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中国文学》继续向外译介输出文学作品。1981年《熊猫丛书》创刊，加大了向外推出的力度，把池莉、冯骥才、邓友梅、梁晓声、刘绍棠、王蒙、张洁、张贤亮、周大新等人的作品传播到国外，其中销售较好的有《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北京人》《芙蓉镇》《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随后，我国政府相继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等。2009年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我国政府旨在通过文学、文化层面的努力，塑造多元化的国家形象，践行了文化“走出去”的诉求。
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同样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汉学家将不同作家的合集、单个作家的作品集、小说单行本译介到国外。这些译作中既有对新时期不同文学流派的翻译，也有对女作家群体的结集译介，更有对有争议性作品的关注。
合集译本包括：《伤痕：描写“文革”的新小说，1977—1978》（Barmé，Geremie and Lee，Bennett eds.The Wounded：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77-78.Hong Kong：Joint Pub1ishing Co.，1979.）收录了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姻缘》、刘心武的《班主任》和《醒来吧，弟弟》等伤痕文学作品；《新现实主义：“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学作品集》（Lee，Yee ed.The New Realism：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Hippocrene Books Inc.，1983.）收入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王蒙的《夜之眼》、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作品；《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Tai，Jeanne ed.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9.）收录了郑万隆的《钟》、韩少功的《归去来》、王安忆的《老康归来》、陈建功的《找乐》、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阿城的《树王》等作品；《中国先锋小说选》（Wang，Jing ed.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An Antholog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收入了格非、余华、苏童、残雪、孙甘露、马原等作家创作的先锋小说。
个人作品集和小说单行本译介。个人作品被介绍到域外最多的是莫言、余华、苏童和贾平凹的小说。莫言的短篇小说集《爆炸及其他故事》《师傅越来越幽默》；小说单行本《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变》《檀香刑》《四十一炮》等都被译成英语和法语。莫言是新时期作家中作品译成外文最多的，也是西方译者主动译介作品数量最多的。他的小说在西方世界受到关注，译者葛浩文是让他的作品走向世界并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回答“美国读者更喜欢中国文学中哪种类型”时，是这样说的：“10年前，我会告诉你，是那些具有历史成分的。但到了现在，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新闻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32]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域外的读者最初阅读中国文学多是出于对东方文化充满好奇的话，那么他们现在更多的是关注作家在作品表现了怎样的中国社会，塑造了怎样的国家形象。
余华的短篇小说集《往事与刑罚》、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苏童的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刺青》、短篇小说集《桥上的疯女人》、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贾平凹的《浮躁》《古堡》《废都》等，也都译成英语、法语出版。
新时期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也是西方关注的对象，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年月日》《受活》等都被译成法语。阎连科获得国际文学大奖之前，他的作品已经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尤其在法国，阎连科的多部作品得到了即时译介和广泛传播。
中国向外输出和西方主动输入的多元化、多样性的译介建构了多元化的丰富的中国形象与过去的“英雄形象”和“新人形象”有所不同，彰显了开放、自信的大国风范。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将中国形象界定为“淡色中国”，因为“淡”能够融合“水”“火”，可以彰显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观，使对立面呈现出和谐之态。[33]以“淡色”看中国，不再以西方承袭已久的“黄祸”，甚至是“红祸”的套话去“妖魔化”中国形象，西方已经开始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去除“颜色”，客观地接受多元化的中国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