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塑造方式
短篇小说基于自身的文体特点，往往采用独特的方式对国家形象进行塑造。考察分析短篇小说中国家形象的塑造方式，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国家形象的内在蕴含，同时能够在对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分析中拓宽对于国家形象的阐释角度。
（一）个人化、诗意化的叙事方式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长篇小说能够在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中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建构，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常常渗透在个人化与日常化的叙事中。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表现为小说中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以铁凝创作的小说为例，小说中以细腻入微的笔调刻画了生长在台儿沟的姑娘香雪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继而反映了“启蒙思想”在当时乡村中的萌芽。火车每天停驻的那一分钟令香雪和其他农村姑娘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微妙的联结，而“铅笔盒”则唤起了香雪对于台儿沟外面的世界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想象。即便尚未真正地接触到向往中的外部世界，但换来了“铅笔盒”的香雪却增添了难以压抑的活力与力量。个人意识的觉醒使得香雪在发现农村与城市现代文明之间的联结的时候，表现出一种“时代精神的美”，在历史的开裂处展现出对“现代化”纯真朴素的强烈渴望[13]。
而另一方面，新时期初张洁、林斤澜等作家的创作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增添了一抹诗意的色彩。小说以诗意的笔调，在以小见大的构思中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审美空间与历史内涵。张洁在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以抒情的笔调，表现了作家对美好纯真的人性的褒扬与守护，寄托了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背景下的期盼和隐喻，以“向前看”的乐观姿态在促进历史与未来的和解中展现了文学作品疗愈的作用。从审美空间设置来看，小说题目中的“森林”承载着深厚的意蕴。对于主人公孙长宁而言，唯美自由的森林是他无拘无束的“乐园”，但同时也寓指他处于蒙昧状态下的精神世界。而对于孙长宁的音乐启蒙导师梁启明而言，森林则体现出“民间”与“人民”价值观念与道德伦理对他的接纳。“从森林里”走来的孙长宁的目的地，在小说中被设置为“北京”。梁启明在遗嘱中要孙长宁“到北京去”，“北京”作为国家光明和前途的象征由此得到凸显。而作为一篇“清新而细腻”的作品，从抒情风格来看，小说以诗性的语言风格和景观描写传递出一种“新生的喜悦”，孙长宁最终延续了梁启明音乐上的才华，继承了他服务人民的创作理想，见证并投身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小说中，孙长宁以“温暖”表达了自己对新时期国家的赞美。
（二）创作主体情感经验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正向影响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想象与刻画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思想与主体情感都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创作实践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的情感经验能够影响其对创作对象与表达方式的选择。以表现新中国乡土社会生活的创作为例，相当一部分的当代乡土作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乡土情结”[14]，这种乡土生活与乡村经验带来的情感积淀与情感指向，在他们以文学创作反映国家形象时能够发挥深刻的影响作用，促使他们将关注的视线投向乡村的社会生活变迁，描摹不同时期乡土世界的文化精神。在创作实践中，周立波、高晓声、马烽等作家的创作都继承了前代乡土作家的写实风格，在创作中拓展社会生活描写的深度与广度，在凸显历史纵深感的同时，对乡土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揭示，继而寻求进一步的变革解放。此外，植根于不同地域的乡土写作也使得作家的创作带上了不同的地方文化色彩，展现出新中国多样化的乡村生活图景。例如，韩少功创作的带有“文化寻根”色彩的小说侧面展示了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风习，“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深深植根于山西特色的文化氛围，而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则在勾勒东北地区的世俗民情中体现出厚重与活力。
同样，短篇小说在对不同时代社会生活变革的刻画中将国家形象定格成一幅幅“立体交叉桥上的剪影”。作家的描写勾勒从来离不开现实的厚重土壤，创作中对于真实性的秉承也是把握时代脉搏的应有之义。党中央、国务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一百名同志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其中一位便是“改革文学”的缔造者蒋子龙。改革开放以后，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对重型电机厂顺应时代潮流，推行生产与制度改革进行了生动翔实的描摹，而这种对于工业改革准确的体察与把握，源于作家当时面临的与“乔厂长”极为相似的现实境遇。当时的蒋子龙正在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担任车间主任，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融入了现实的工作经验与经年的思考感悟，正如作家所言，“乔厂长”实际上是位“不请自来”的人物形象。在之后的不懈创作中，这种对现实的持续关注，以及对真实性呈现的创作原则，使得蒋子龙的作品成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工业题材、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都在虚构的一个个故事中真实地以文字记录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保持真情，保持思想，淬炼语言”成为每一位作家在进行国家形象刻画时都需要注重的创作箴言。
总之，在承担叙事功能层面，短篇小说在“以小见大”中反映出广阔的国家形象内涵，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寄寓了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诗化表达，将对现实生活的赞美与对历史过往的追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描绘了健康、美好的人性，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