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的现代隐喻与工业长子的当代特质

从政权诞生的时间、军事、国家贡献、解放之后党的机构的设置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东北是国家工业重镇，辽宁是重中之重。“在‘一五’建设期间，以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在辽宁的24项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形成了辽宁地区的第一次创业高潮。在这波澜壮阔的工业建设中，辽宁的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到建设的大潮之中，他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一批在共和国工业史上起主导和重要作用的首家企业、大型企业，在辽宁大地上构建起来，使辽宁成为著名的冶金、煤炭、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电力建材等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确立了辽宁工业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2]辽宁工业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众多来到辽宁的作家（草明、艾芜等）和在辽宁的作家（李云德、雷加等）书写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为新中国工业立传。

纵观辽宁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草明的《火车头》等工业长篇小说作品都从经济角度说明了辽宁属于中国工业的中心。这些小说中塑造的工人形象，作为共和国长子形象的载体（在家中他们并不一定是长子），具有与现代文学三十年小说中长子形象迥然不同的当代特质，他们作为群体中的一个分子，活动于工厂车间，勇挑重担，敢于担当，甘于奉献，书写了新中国工业的华彩篇章。通过对比解读工业长子形象，解密其思想特质，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昂扬的姿态和崭新的画卷。

首先，从空间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长子形象多出现在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曹禺的《雷雨》等带有家族性质的长篇小说中，长子形象聚集于大家族、大家庭。这些长子在高家、祁家、蒋家和周家等，于文化转型期面临新旧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时艰难选择。家，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空间，他们在家中身心两方面皆受到束缚。而我们谈到当代文学中的共和国长子形象则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尤其是辽宁）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工业题材中的长子形象走出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空间——工厂。如果说，以觉新（《家》）为代表的现代长子徘徊于家庭和社会之间，而时常蜷缩于家庭之内；那么，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长子，秦德贵（《百炼成钢》）、李少祥（《乘风破浪》）等，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因此，生产线、原料车间、钢铁厂、矿山等成为工人活动的舞台，成为小说最重要的表现空间。正如《百炼成钢》中所写到的那样：“梁景春首先看到的，是露天的原料车间。正有一列火车，把好多两人高的大铁罐子运走，同时又有一列火车，把许多菜碗大的黑色矿石运来，架在铁路上空的巨型桥式吊车，轰轰隆隆地吼着走着，吊起四个装矿石的铁槽子，运送到一座座大房子的平台上。”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现代小说中“家”的空间压抑，长子时有窒息之感；而当代小说中“车间”（大家）的空间释放，工人常获火热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

其次，现代小说中的长子形象，觉新、祁瑞宣等，作为个体化的长子，虽然他们在人物谱系中可以构成一个集束的群体，具有隐喻的象征蕴含，但在具体的小说中，仍以个体的形象存在。而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共和国工业长子形象在小说中有时候具体化为一个人，有时候是一个群体，然而就其最终的指向上来说，他不特指某一个人，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一个集体，是英雄和先进群体的画像。

最后，现代文学史中的“长子”通常具有性格二重性特征。觉新、祁瑞宣等，作为长房长孙，最鲜明体现出长子的特点，懦弱，被动，优柔寡断，委曲求全，唯命是从。而当代的共和国长子形象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是时代的急先锋，集中反映了一种性格、一种精神。他们是新中国的主人，有着积极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说来，共和国长子在国家危难面前勇于挑战自我，有着将历史重任扛在肩上的英雄情怀，尽管他们也会在历史的徘徊与因袭的重负中表现出一定矛盾的精神选择、迷惘的生存体验，但最后这一群体展现更多的是一种正能量，他们代表着责任与担当，显现出忘我的精神与创新的意识。

由此可以看出，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发作家对生活、家庭、人物形象、历史责任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当代的共和国长子形象和现代小说中的长子形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共和国长子肩负建设新中国工业的历史使命，也见证了新中国工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