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事件与知性判断：“介入”姿态的知识分子形象
张贤亮的《浪漫的黑炮》后被改编成电影《黑炮事件》，有评论者认为，“事件”一词“韵味深远”，在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有一定社会意义或影响的大事情。1985年的“文学事件”是“文化寻根”，众多作家发表宣言开始“寻根”。最有代表性的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他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30]“文化寻根”这一“文学事件”出现的逻辑前提是作家们意识到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断裂，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两次文化断裂，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均指向断裂的缝隙处，即断裂之处亟待异质性的融入和新鲜血液的补充，中国文化之流才具有鲜活流动的得以绵延下去的精神命脉和血液。
“文化断裂”是“文化寻根”的前提，而“文化寻根”目的则是探索新的出路。贾平凹在《高老庄》中以子路夫人西夏寄寓了自身的文化胸襟以及“文化寻根”这一“文学事件”的目的，“西夏开放的文化胸襟显然是贾平凹的文化理想之所寄。这就是以原始的本土文化为基础，在吸收优秀异质文化过程中，融合产生出一种新质文化，并用它去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31]返回精神原乡与构建审美乌托邦是“返回”与“向前”寻找的两个向度。“贾平凹用孔子的学生子路为小说的主人公命名，子路走出高老庄进城当了大学教授，他代表的是维系中国几千年伦理纲常的儒家文化，子路的夫人西夏漂亮、刚健、修长如大宛马，她胸襟开阔，代表着城市文化中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一面。二者的结合寓意着会出现一个新的高老庄。”[32]尽管贾平凹的文化理想受到批评界的质疑，但其实，这正是“知性”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精髓之所在，他们不但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进行调和，而且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找到契合点，更重要的是为断裂的文化以及文化断裂“事件”找寻到新的出路。
伊格尔顿把文学视为一种策略，“文学作品的虚构性通过自我指涉来指涉现实”；“作品本身不再被视为外部历史的反映，而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为了接近现实，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现实所包含。由此挫败了任何头脑简单的内部与外部的二分”[33]。寻根文学只是用一种文学策略去“介入”社会现实。而寻根文学的出现之所以是“文学事件”是因为“只有那些具有重构（reformation）意义的文学才能够被称为‘事件’”[34]，语言哲学意义上的“事件”的生成属性对反观1985年“文化寻根”这一文学事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时的“寻找”是一种历时性“返回”，如返回青春（知青小说）、返回乡土（乡土小说）、返回传统（寻根文学）等。在走进新时代的今天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树立文化自信已成共识，可见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和地位在1985年文学事件中的深远影响以及动态生成的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分子以忧患意识和“介入”姿态延续现代启蒙主义的路径，表现出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对国家的责任感。
萨特说：“文学介入，这归根到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35]“介入”姿态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占据了主流地位。现实主义以文学干预生活为旨归，通过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在群体心理特征的捕捉、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和受众的共鸣之间达成某种循环互动，尽管以情感性和情绪抒发为主，理性的思辨和反思为辅，但其深刻的怀旧意识、苦难意识、主体担当意识对追溯新中国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亦起到引线作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复归和深化，以“暴露问题、直面现实”的文学主题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基石和主轴地位。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也催生了现实主义的“创化”，“现代现实主义”“抒情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生存现实主义”等。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主题是“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从思想史的宏观视角看，史学界亦有“视角下移”的倾向，与文学上民间化视角转移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其深层原因还与80年代知识分子争取主流话语权力、以知识精英自居而到了90年代商业化冲击知识分子边缘地位有关。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90年代文学成了世俗化思潮的代表，知识分子走下神坛，但亦形成了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如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周梅森等表现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直面社会热点问题如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等。但是，90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10部文学作品中，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其“文化寻根”思想的延续和深化，表现了知识分子在90年代商品化潮流中对启蒙思想立场的坚守。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生了“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的涌现。一方面他们坚守了现实主义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延续了文学“介入”现实的传统；一方面体现了重振现实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形象也逐渐转型与弱化。80年代的知识精英形象逐渐消解代之以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的平民立场和日常化叙事。此外，以新媒体为特征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是新世纪文学不可忽略的维度，尤其是因博客点击率高而被网民誉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韩寒形象意味着“80后”作家的代际出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但科技日新月异、媒体更新换代迅捷，当韩寒开始成为电影导演、制片人的时候，也就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在此意义上，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一种伪公知。这是新时代语境下诞生的媒介文化对于文学的精神植入，也代表了知识分子形象在新媒体时代的重构。
（作者：李 帅）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33页。
[2]夏永为：《“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史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3]俞春玲：《工人形象的新视角》，《文艺报》2007年8月8日。
[4]易晖：《“革命的第二天”——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治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5]高晓声：《高晓声研究资料》，连云港市教师进修学院，1981年，第28—34页。
[6]易晖：《“革命的第二天”——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治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7]朱羽：《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物”与“心”——关于〈艳阳天〉的一种读法》，《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8]李兴阳：《“土地问题”与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叙事想象——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土地叙事”研究》，《批评与阐释》2015年第2期。
[9]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节，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338页。
[10]苏奎：《土改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形象》，《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2]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13]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50年》，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4]朱苏进，林舟：《英雄的碎片》，《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第14—17页。
[15]邓一光：《关于兵》，《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6期，第24页。
[16]邓一光：《关于兵》，《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6期，第24页。
[17]恩思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页。
[18]［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页。
[1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20]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21]［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单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17页。
[22]［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译者引言”。
[2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4]陈吉德：《文革电影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负面塑造》，《学海》2018年第6期。
[2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3页。
[26]张旭东：《重返80年代：批评的踪迹》，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05页。
[27]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28]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1页。
[29]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自序”，第2页。
[30]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
[32]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
[33]［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
[34]［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
[35]［法］萨特：《关于〈家庭的白痴〉》，《萨特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