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生活史
小说的题材、人物、创作思想都具有在勾勒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的同时，塑造和揭示国家形象的作用。三者如同三个不同层面构成的同心圆，小说题材居于外沿，人物形象居于中间，而创作思想则居于内在层次，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共同完成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
其一，短篇小说的题材能够反映国家的发展变革。
以整体性眼光观照当代文学，文学题材总体上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7]。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矛盾，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描绘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瑰丽画卷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短篇小说题材的审美选择中，都镌刻着不同时代社会变革的烙印。
“十七年文学”中的城乡社会生活可以通过表现“现实生活及其矛盾冲突运动”的题材得到反映。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如《“锻炼锻炼”》（赵树理）等，大体上“与社会政治生活同步发展”，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民的解放，以及农村社会中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引发的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城市工业建设题材在这一时期相对于农村题材而言稍显薄弱，但也产生了一批以工厂生活为背景反映工业建设中的社会问题的短篇作品，如《改选》（李国文）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通过表现“现实改革”的题材得到刻画。在以农村改革为背景的作品中，《陈奂生上城》（高晓声）等刻画了农民维持基本生活和生计要求的实现，而《乡场上》（何士光）等作品则在物质解放之外揭示了农民精神解放的迫切需要。在反映工业及城市改革题材中，则是以《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为开端，出现了一批洞察深切、影响深厚的作品。
其二，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能够折射国家精神变迁。
人物形象是国家形象最直接的构成与体现，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艺已经形成了面向主流的积极向上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是一种道德积累和对文化的综合展示，而且还能够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来激励人心改造社会”[8]。
“十七年文学”中的文学形象，主要以英雄形象为代表，大多带有时代赋予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烙印。从《草原上》（杨平）中为保护公共财产献出生命的教师刘昶生，到典型的“农村新女性”李双双，这些人物身上“折射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那种凛然的、庄重的、崇高的国家形象”。“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从思想认识到道德观念再到行为逻辑，都成为塑造当时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在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方面，“十七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更能折射出特定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利益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性的政治斗争领域的侧面反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形象不再局限于工农兵英雄形象走向多样化发展。从文学形象的身份类型来看，领袖形象、军人与知识分子等形象令新时期人物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在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方面，相同类型下的人物之间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性格特色，人物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概括程度加深。无论是张贤亮《灵与肉》中兼具“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许灵均，还是高晓声笔下憨直、朴实的农民陈奂生，人物形象中对于人的情感与灵魂内在冲突的刻画，折射出新时期“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人的自我价值开始得到确证。
其三，小说中的创作思想能够对创作实践产生内在影响。
无论是作品题材还是人物形象，都离不开创作思想的内在影响。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创作思想可以看作文学作品反映的客观的对象世界与创作者主观精神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综合。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都在以内在、隐含的方式联结、建构现实社会与文学审美空间。
“十七年文学”“以颂歌作为基本格调”[9]。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体现出单纯明快的政治热情，例如《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时代变革与思想解放，“人的人文价值”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在表现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方面，这一时期的人文价值主题同“十七年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但也蕴含着阶级关系之外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这一时期的创作在表现历史反思与人性关怀时，将人放在中心位置进行审视，在对人文价值的重新发掘中探索个人、历史、现实社会的复杂真实性，例如《伤痕》（卢新华）、《班主任》（刘心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