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形象的意义
这些鲜活的农民新人形象背后除了国家形象、精神导师的象征，还有对于国家历史、发展，对农民的人道主义关怀等更重大的意义。
1.对时代变迁的反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改前，是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合作化运动期间，是先富起来的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是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农民新人形象与国家形象建构密切相连，一方面作家通过书写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配合国家农村政策的推进、农民的文化教育；另一方面，记录特定时代语境下农民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
从《创业史》到《麦河》记录了国家70年来农村工作的思想路线和伟大成就。在人物典型上，也出现了像孙少平、孙少安这样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物。从人物中可以探索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和文化心态，时代的环境氛围。《麦河》叙述鹦鹉村的土地历史目的在于为鹦鹉村当下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供特定的历史背景，为其注入新的历史内涵和意义。
李兴阳提出：“在新世纪乡土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土地关系的历史变迁，对土地的破坏与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抛荒与坚守，新的土地流转制度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尝试，与土地有关的各种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等。对土地问题的剖析，显示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与广度。”[8]在对时代的反馈上，小说主要内容从重阶级斗争到深入农民的劳动方式转变、乡村的地域性和精神文明。农民也从固守农村，开始向外流动，出现了“流动农民”的形象。人物活动范围扩大、内心世界更丰富。从农民与新中国农村建设的关系（如《创业史》《艳阳天》），到农村与城市的矛盾（如“陈奂生系列”、《人生》），再到物质与精神的较量（如《麦河》），每一代的作者都能牢牢把握住各个时代的新人形象和社会矛盾。
2.书写农民的心灵史、成长史
当前中国很多农村地区还是“小农经济”，我国农民约有六七亿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农民群体。国家实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就必须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变农民的思想认知和劳动方式。农民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农民才以高大、勤劳的正面榜样形象登上文学舞台。相比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农民群体才是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只有了解了农民的心路历程、生活方式才能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周立波在创作《山乡巨变》时提到：“塑造人物要远比讲故事来得重要。”[9]“旧农民”和“新农民”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意味着两种话语的转换和新的主体本质开始建立，“新农民”形象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形象”，意味着这也是文学中新国家的主体本质和现实意义秩序的建立。我们要注意到：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有形的压迫容易被打倒，而精神层面的奴役束缚却难以摆脱，在帮助他们翻身的同时“翻心”，才能切实地推进土改运动[10]。梁生宝、萧长春的形象足够完美、坚强，遮盖了农民潜在的精神创伤。柳青和浩然更注重农民对温饱的追求，即从物质层面来说，着重表现农民对农村的眷恋、对土地的依赖。从陈奂生和高加林开始，人物身上的劣根性暴露出来。高晓声和路遥深入农民的精神，发掘农民内心隐藏着的对饥饿、封闭、落后农村的恐惧和厌恶。《麦河》中作家让人物自己实践，曹双羊在不断的犯错和改错中领悟正道，同时表现出这种精神成长的艰难和复杂。
3.新时代写好新农村
进入新时代，作家要思考中国农村未来将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书写新时代的新农村。结合新时代的农村政策，有两大题材较受作家青睐。其一是乡村振兴战略。关仁山的小说《金谷银山》（2017年）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考察人与环境的休戚相关。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行了文学化的独到诠释。小说《金谷银山》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大背景，讲述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北方农村的发展故事。燕山白羊峪青年农民范少山培育“金苹果”，团结乡亲们修路，带领村民们致富。落后的小村庄不仅转型为旅游观光村，还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乡村。将诗意和生态美学引入乡村小说。
其二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2018年）以花田沟村要在两年脱贫摘帽的脱贫工作为主线，成功塑造了第一书记、农村新型女性、帮扶干部、村支书以及贫困群众等人物形象。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讲述了网络信息时代影响下农村经济的变革，农民们积极开发药枕、保健围脖、艾草理疗、黄金蜂蜜等多种创业形态的生活景象。主人公“乡村第一书记”白朗帮助乡亲们一起克服困难，携手创业。辽宁作家滕贞甫的《战国红》以辽西贫困村柳城村为背景，讲述柳城村精准扶贫、除贫除困、走向富裕的艰苦历程。作家塑造了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陈放、农村进步青年杏儿等典型人物形象。小说中的辽西地域性极为突出，真实生动地刻画了辽西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果、辽西农民的精神风貌。小说获得了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
当下“乡村第一书记”已经成为最典型的新人形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振兴乡村计划实施之际，他们身兼重任，用智慧和勇气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关于乡村第一书记的形象还有待作家们继续开发。综上，新的乡村文本能否实现突破，关键在两点：一是作家能否塑造出新的农民典型；二是能否建构乡村书写新美学。在反映时代变革、追求作品“新意”的同时，也要学习和继承老一代作家们的创作态度和对现实主义的坚守。
在创作态度上，作家不能只在都市书房里“想象”农村，必须要“深入生活、扎根农民”。1952年柳青在西安农村落户，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田间生产中，才有了《创业史》的灵感。《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从1975年开始，三年准备、三年创作完成的。《艳阳天》的许多人物、情节多取材于浩然在1960年山东省昌乐县东村8个月的难忘劳动锻炼。作家们唯有进入乡村亲身体验才能写出真实的、生动的中国农村。
在创作方法上，要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经济基础薄弱，广大人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最佳道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要深入人民生活，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体。70年来很多优秀作家都坚守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路遥学习了巴尔扎克式的“时代的书记官”的写作态度，尤其体现在对田福生等领导层的描写上，客观、准确、真实，由细节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和人们观念转变的艰难程度。70年来现实主义在我国生根发芽、不断创新，焕发着生机和活力，新时代书写乡村和农民应积极借鉴前人的艺术成果，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