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丽国土到多彩华夏

70年中国诗歌最宏大的国家形象，就是美丽国土——我的祖国。壮美秀丽的山河、悠久绵延的历史、广博灿烂的文化，无不幻化成一个个灵动的意象，抒发壮哉我中国的自豪与骄傲，吐露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与热爱。自然比拟、历史认同、文化塑形是其基本方式。

极目远景，俯察万类，天地之间的自然景致往往成为诗人们塑造自己国度的最自然而然的方式。中国地域广大、地貌多样，丰富的物产和蕴藏的资源，无不引人遐想，壮人胸怀。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从战乱与贫困的废墟站到了新的地平线，一切都是新生一般，诗人的祖国豪情每每从自然形态中升起，如贺敬之的诗句：“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桂林山水歌》）“长白山的雪花珠江的水∕为什么祖国这样美∕包钢的高炉长江的桥∕为什么祖国这样好”（《向秀丽》），自豪与深情款款携行，山川之美已深深刻进祖国的概念中。而伴我们生活成长的故土也就是最可亲的祖国的模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的祖国》），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张万舒的《黄山松》、巴·布林贝赫的《故乡的风》等诗歌，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蝴蝶泉边》《新疆好》《草原之夜》《洞庭鱼米乡》《月光下的凤尾竹》等一大批动听的歌曲，都让人们从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观中获得自豪感，这熟悉而又充满魅力的祖国让多少海外游子魂牵梦绕，也延续着传统中那个美丽神秘的东方国家形象。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历动荡的岁月之后，人们身上鼓动着追回被耽误的时光的干劲，内心怀着开拓新生活的梦想，这种干劲和梦想被敏感的诗人写进了诗行。而这祖国情怀不是燕语花香能承载的，反倒是那些奇崛、旷远的形象更能表达人们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不仅有黄河长江，还有西北异域和遥远的边陲的别样风光，那是“祖国的高处∕是我黄河出生的青海∕是我阳光割面的西藏”（第广龙《祖国的高处》），那里有“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兀的石∕一角清冽的山泉，一角圣洁的雪域∕一角骆驼刺，一角酥油草，一角驼铃的碎语”（章得益《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那里“不见村庄。不见田垄。不见井垣”（昌耀《内陆高迥》），然而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百头雄牛噌噌的步武。一个时代上升的摩擦”（昌耀《一百头雄牛》），这是显示着生命强度和力量的祖国形象。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内在力量的支撑，人们开始正视历史，正视曾有过的贫困与悲哀。在以前的诗篇中，人们接受的只是那些让我们骄傲的部分，它们作为祖国的代表，用以激励国人。十年动荡的磨难，使人们更加理性地思考祖国，敢于正视过去而不再畏缩：“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唱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一个遍体鳞伤而又不屈的祖国形象，意味着人们的成熟和担当，也让我们知道了“用汗，换来棉花和大米∕用血，兑取尊严和权利”，“用泪花瞩望明天”（李瑛《献给祖国》），祖国形象更加丰满。

进入新世纪，诗歌中祖国形象沿着美丽中国的讴歌全方位展开，只不过展开的方式换作了更加细腻的视角，这时出现在诗中的自然形象不再是民族精神的宏大的象征物，而是诗人生活中那些熟悉的事物，故土的自然风物，寻常日常生活事项等，如纪弦的《致中国之葵》、余秋雨的《爱祖国更爱家乡》、曹准的《可可西里的苍穹》、洋漾的《大漠中的胡杨》、曹有云的《高原物语》，等等。这里依旧是盛赞、感念，但却脱去了宏大的咏唱，是近在手边的渴念，是触手可及的思绪。如艾子《我想去祖国的西部》：“我想去兰州∕去张海龙的散文∕去那块地图上像一根坚硬的骨头∕牢牢抓住大地的地方∕去那座酒精里泡大的城市∕去像兰州人一样∕手捧海碗　红油激荡　牛肉片漾动∕兰州拉面∕轻轻松松就把难心事解决了一半”，祖国已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一个具体的画面，一个可以回味的口感，一片音响……当然，还有祖国的历史文化，不过这些也不是孤立的铭刻物，是揉进我们感知中的贴近之物，比如汉字：“一撇是黄河，一捺是长江∕砚墨洗亮的日月∕照亮五千年的厚重∕也照着四季的吉祥”（李庆华《大写的汉字》），汉字的横竖撇捺中已经将山川江河，绿竹田陌印入了国人的心窝。再如周新寰的《中国狂草》：“写着江南杏花雨的小草∕写着朔北梨花雪的大草∕我动静相宜和谐相亲的中国正在运笔∕笔下是神韵灵动的城镇乡村∕是无帖可临的深圳浦东∕长江三峡∕是钤满了中国印的鲜墨淋漓”，自然和文化和谐交融。在新世纪诗人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壮丽的中国，也看到了文化的中国、生态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展现古老文化勃勃生机的现代新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