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与实：诗意的现实与可见的希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摆脱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格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纲”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92年的南方谈话，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些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直接促发文艺领域的巨大变化。1978年5月中旬，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就在北京率先召开了“歌曲创作座谈会”；同年9月，中国音协主持“全国声乐创作座谈会”；年末，中国音协再次召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座谈会；不久之后的1979年2月下旬，国务院、文化部与中国音协再次在北京召开音乐创作座谈会^[2]。几经探索与争鸣，当代音乐真正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新时期歌曲展现“雅化”的明丽风格，大不同于“十七年”里为了“俗化”“大众化”而形成的质朴风格。在歌声里，祖国是一幅明丽的画卷，闪动着诗性的魅力。

歌曲中对于言说主体身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歌曲的一大亮点。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歌曲总体上是集体情感同化了个体情感，作为言说主体的“我”与“我们”边界模糊；而在改革开放后的歌曲中，抒情主体有了明确的自我定位，这个“我”与“我们”边界清晰，这个“我”是个体性的，“我”或许代表了“我们”，但不是等同于“我们”。如果说在“十七年”的歌曲中，抒情主体与歌颂对象在情感上是由“敬”而“亲”，反映的是施救者与被救者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歌曲中，歌颂对象由神圣转为亲和，两者之间是相依相融、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1984）：“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用海与浪花比喻祖国与我，“我”在祖国之中，“我”与祖国不可分割，比喻恰切，格调明朗，富有诗性魅力，这是时代发展及社会进步使然的祖国在人民心中的新形象。歌曲运用6∕8、9∕8混合拍子，律动感强，如同海波荡漾，又可映衬舒朗自如的情绪；旋律活泼，富有生气与活力。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电子媒体——电视的逐渐普及，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十七年”里歌曲表达的社会理想宏大而遥渺，其想象维度多是纵向的，指向时间的未来以及空间的远方，而改革开放后的歌曲则打开了新的维度，表现为向横向度上拓展。比如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1982）：“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从北国的冬麦、高粱，到南国的荷塘、果香，从纺织的西村到撒网的东港，从山寨渔村到土楼毡房，如同全景扫描般地将大江南北风光尽收眼底。这种维度的转变，一方面当然是时代变迁带来可知可见的现实生活的改变，另一方面则与电子媒介在生活中登场有很大关联。借助电视这只神奇的眼睛，人们在置身之地“看到”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看到”了大江南北的各族兄弟，“看到”了五谷丰登的丰收景象。“眼前”的这个新鲜、亮丽、和美、充满朝气的新世界，带给人们新的希望，这是人们心目可见的希望。歌曲曲调优美，节奏欢快，前奏采用了欢庆锣鼓的节奏，情绪热烈，奠定了歌曲的基调，充分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景象，如同中国新农村的巨幅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仿佛多少代人曾经向往的“神话”已经成为现实或即将成为现实。从歌曲对现实的诗意描写，以及对正在到来的美好未来的热切展望，这一实一虚，应和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离者，丽也”的审美旨趣；既是浪花的美，又是寓身于海的美的抒情主人公，是否也可以称为是“附丽与美丽的统一”^[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