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国家形象构建的启示意义
伊萨克斯所著《美国的中国形象》在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调查后指出：中国在西方具有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34]这番话印证了上文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形象建构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发现在不同时期甚至是相同的时期，文学译介所创构的中国的国家形象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可谓好坏相伴，毁誉各半。
1.“谁来译”“怎么译”是个难题
文本的外译可以塑造国家形象，在这个问题上，翻译文学和源语文学有着同构性，但是文学翻译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译者向目的语进行语言构成、交流互动、美学效应等诸多方面的转换。不同的译者秉持的翻译观念不同，译文文学文本会成为源语文学的延续，也有可能是源语文学的重塑，加之源语文学艺术创造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翻译输出和输入文本选择的目的性，造成了译本中国家形象的复杂性。
国家形象的塑造涉及文学传播中最重要的环节——翻译的问题，也就是由“谁来译”和“怎么译”的问题。谁来翻译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自塑形象”，一个是“他塑形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我们创办《中国文学》向域外译介我国的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经启动文学“走出去”项目，《熊猫丛书》是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的大事件。这套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部中国的文学作品，却“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熊猫丛书》只好在2000年停版。进入新世纪以后，旨在让“中学西传”的丛书《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目前这套丛书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百余种选题，共178册，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发行。中国文学跨越翻译之桥的旅途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自塑形象”未能完全得以构建。
文学作品译介的“他塑形象”涉及的“他”到底是谁？是“伏尔泰”还是“孟德斯鸠”？还有“他”的审美眼光的问题，是选择主流文学的作品还是选择有争议性的作品译介？更涉及译介过程中，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怎么译”？是删减修改，还是遵守“信”的原则进行翻译？
在过去的70年，在我们输出的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还是有成功地跨越文化的差异，到达了对岸的，而且在异国他乡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例如由沙博理等翻译成英文的赵树理的小说就是成功的范例。国外学者对赵树理展开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白之（Cyril Birch）、马若芬（Josephine Mathews）和施钟雯（C.W.Shih）。白之对赵树理《灵泉洞》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他“读过的最真实、最激动人心的战争小说”[35]，每一章的结尾都扣人心弦。马若芬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艺术与真实：赵树理及其小说世界》（Artistry and Authenticity：Zhao Shuli and His Fictional World），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赵树理的作品。华裔学者施钟雯是赵树理研究的后起之秀，她的论文《中共文学中的互助合作社》（Co-operatives and Communes in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互助合作社运动是如何成为小说中素材的，文章认为，赵树理以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动真实地描写在农村合作社秋收、扩社、整党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喜怒哀乐。
赵树理塑造的一系列农村的形象在异域受到关注，和沙博理的翻译不无关系。沙博理出生于美国纽约，在美国时曾经学过中文，他1947年从美国来到中国，结识了上海著名演员凤子，第二年两人结为夫妇。从此他在中国定居下来，并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译成英文的著作有《水浒传》《创业史》，还有赵树理的多部小说。让一位有着“双重”身份的译者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且坚持“以信为本”的翻译原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可以借鉴的成功范例。沙博理的文学译介可谓是“自我塑造”，他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身份又是十分特殊的。作为一个译者，他有良好的英文修养，又深谙中国文化，他可以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互动中建立中国形象的意义交集，也为“谁来译”“怎么译”的问题提供了答案。由于沙博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0年12月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十七年”，虽然中西交流的大门关闭，幸好有《中国文学》杂志向外译介文学作品。西方读者通过阅读译作，对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有所了解，不可否认有些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被夸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对我国形象造成的消极影响。
2.当代文学的外译是对于原有的中国形象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时间里，当代文学建构了国家形象，外译文学不论是通过他者传播还是自我传播，均塑造了新的形象，新形象与原有的形象既有继承，又有不同，既是重塑也有延续。原有文学中的形象决定了国家形象的定位，也决定了西方译者对于文学文本的选择，故此文艺中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十分重要。
首先，形象追踪。西方读者对翻译文学作品的接受，在他们的接受过程中，中国形象注定是要发生改变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又发生了怎样的误读、误解、曲解，甚至歪曲、妖魔化，由此构建新的中国形象所呈现的样貌又给原有的中国形象以怎样的冲击。在我们心中，“红色经典”里“走出去”的是真正的英雄，而在西方文化里，这些英雄是“异端文学”里塑造的敌对的中国形象。即便如此，形象重塑实际上还是对原有中国形象的继承延续。“文革”时期，我们和西方世界在对中国主旋律文学的译介上达成了共识，形象沟通也比较顺畅，整体上塑造出美好新世界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以风格多样的创作，承载、诠释、传递着中国形象，这个时期当代中小说对外传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可见，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不论是他塑形象还是自塑形象，都没有完全超出既有的中国形象类型模式。故此，要立足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以主动、积极的姿态确立国家形象的言语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创作品中建构统一而又多样的国家形象体系，积极地去适应域外受众的接受心理。
另外，形象修复。在瑞典文学院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为莫言获奖的致辞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莫言笔下的人物……甚至用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同类相残的行为”。（Per Wastberg，Award Ceremony Speech，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2016-5-15.）诺贝尔颁奖词强调的是一个落后、蛮荒的农业化时代，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保存着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的农民形象，这体现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西方想象中国的问题，西方世界把不断进步的中国想象成历史的陈迹，以停滞的眼光看待中国，目的是彰显自身的文明、进步。在“十七年”期间，我国政府主导的沙博理翻译的《小二黑结婚》，农民小二黑和小芹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是觉醒的农民的形象，成功地修复了解放前的中国农民形象。
形象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影响和渗透，并以跨文化的智慧，实现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印证、相互建构。当代文学通过他者传播和自我传播，塑造了倾向不同、形态各异的中国形象。随着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调整，文学中的他塑形象视角、选择等都会发生新变，这为中国形象的自我塑造提供了契机。剖析西方他者和中国自我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探究原有的中国形象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当代文学的传播又在何种程度上更新了当代的中国形象，以及当代文学的自塑与他塑在互动中经历了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利于更好地将当代文学推介到国外，并在建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作者：刘 萱）
【注释】
[1]王春林：《文学红·共和国文学60年（一）共和国文学60年长篇小说观察》，《名作欣赏》2009年第10期，第17页。
[2]孙午整理：《文艺也要讲政治——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新话题》，《文学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5期，第136页。
[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4]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陈思和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208页。
[5]帅巍巍：《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当下建构》，江西师范大学，2011年。
[6]《“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在京举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2期。
[7]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8]周景雷，韩春燕：《文艺的担当和国家形象塑造》，《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
[9]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0]赵坤：《论争中的彰显与遮蔽》，河北师范大学，2017年。
[11]高缨：《不熄的篝火——凉山民主改革与我的创作》，《当代文坛》1991年第6期。
[12]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13]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14]郝敬波：《当代文学想象与国家形象构建——以乡土文学创作为视角》，《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5]丁晓原：《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荣光与梦想的致敬》，《文艺报》2019年9月25日。
[16]高红十：《评〈生当作人杰〉》，《文艺报》1984年第4期，第63页。
[17]刘浏，丁晓原：《2020年报告文学：当“轻骑兵”遇上非常年》，《文艺报》2021年2月26日。
[18]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19]浩然：《金光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3页。
[20]Jenner，W.J.F.，“Class Struggle in a Chinese Village——A Novelist’s View：Hao Ran’s Yan Yang Tian，”Modern Asian Studies1（02）（1967），p191.
[21]同上，p191
[22]同上，p206
[23]同上，p192
[24]Joe C．Huang，“Hao Ran：the Peasant Novelist，”Modern China 3，（1976），p377，p381
[25]同上，p381
[26]同上，p383
[27]同上，p383
[28]同上，p386
[29]同上，p389
[30]同上，p389
[31]Paul Hollander.Political Pilgrims：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China，and Cuba，1928-1978.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78.
[32]罗屿：《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新世纪周刊》2008年3月28日。
[33]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17页。
[34]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用、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77—78页。
[35]Cyril Birch.“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Forms”The China Quarterly，13（Jan.-Mar.，1963），p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