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性”为引线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追溯

“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是现代性语域下借鉴与吸收西方学科范式、教育模式与社会结构的产物，对应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能识文断字者，或曰知识阶层。中国古代并无知识分子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士”，“士大夫”阶层为知识分子阶层，“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18]。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学而优则仕”，因此科举制度下选拔出来的“读书人”因宦海沉浮不能自主的命运而融合儒、释、道共有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为人处世原则、规范与态度。譬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家国之间进退自如而不改忠君爱国之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鲜明的忧患意识也是睿智的远见和洞见，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及其地位和作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留下了灿若星河的华美诗篇。以道自居、以天下为己任、“敢对权势说真话”、修身明志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19]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学科精细化、社会分工化相连，是契约社会分工合作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还是“有机知识分子”都与某种专业、技术的精耕细作有关，如现代传播制度催生了作家的职业化，也产生了以报刊出版业为传播媒介的同人社团、编辑群体和读者群体。“晚清以来，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在中国的被殖民化过程中，商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知识分子被边缘化，边缘知识分子转向现代思想文化的构建，新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群体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的新生力量。”^[20]而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被定义为：“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以及“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21]

具有身份认同属性的知识分子是以特殊的方式看待世界的人，此特殊的方式是不同于常人的方式，即“知性”的方式。知性是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只有经过一定的教育以及特殊的训练才可以具备和拥有的能力。知识分子形象的价值指向是身份认同与主体性，衡量与判断身份的标准以及主体自身所特有的属性均指向“知性”。人的自然属性中认识世界的智识判断依赖感性、理性或感性与理性。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词根为interlego。“按知性（Verstand）是从动词Verstehen（理解、了解）转变成的名词，本义为智力、理解力、分析辨别事物的能力，作抽象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指一般所谓抽象的形式的理智作用和认识能力。Verstand与英文的Understanding同义，且亦与英文的Intellect同义，Intellect一字一般译作知力或理智。因此，我把Verstand译作‘知性’，以表示它是与理性、感性并列的三个阶段的认识能力，有时译作‘理智’以表示它是与情感、欲望、直觉有区别的抽象的理智作用。康德有时称知性为‘获得知识的能力’，有时又称知性为‘形成概念的能力’。黑格尔在《小逻辑》第80节里，对知性的性质比较有了全面的说明。他说：‘思想无疑地本是知性的运用。……知性的活动，概括言之，可以说是在于赋予其内容提出以普遍的形式。’”^[22]

贺麟在德文、英文、中文的语言翻译转换过程中认为，知性是提炼出抽象的普遍性的认识能力，知性对于其对象既持分离又持抽象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独特印记在于一种认识能力，即康德与黑格尔所言的“知性”的能力，“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23]；“知识分子应该是人类知识的创造者、时代真理的发现者、民族精神的引领者和公共良知的坚守者。在托马斯·莫尔构建的乌托邦理想国中，一个人要想成为知识分子难度很大，须经过教士的推荐和行政官员的秘密投票。获选后，如果辜负了人们的希望，就被调回去做工”^[24]。因此，新中国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寻踪，其研究对象即是具有并运用“知性”能力的人文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所面对的“感应材料”是社会现实生活、社会问题和现象等。

融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中西文化于一体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对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他们以多样化的形式重构国民性，或反思、或批判、或改造、或赞美，其内核是运用知性能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西方文化（异质文化）的优质基因的判断力批判和融合的过程。或暴露伤痕，或文化寻根，或正本清源，或守正创新，或先锋前卫、大胆叛逆，或回忆反思、追求内心真实，从而形成启蒙与审美交织并进的双重以及多元知识分子形象，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