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走下神坛的士兵形象
新时期军事文学深受苏联战争文学“第二次浪潮”的影响，取得了重大突破，作家们更加关注英雄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探幽烛微地刻画出英雄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而新时期对“人”的重新发现，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对军事文学中士兵形象的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作家不再按照理想化原则和“三突出”创作模式去塑造英雄形象，而是如实地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刘再复指出：“真正的英雄式的观念，是不屈服自己心灵之外的各种压力，敢于面对人，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值表现出来。”[11]他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就是以“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为前提的，作为文学创作的美学原理，更加系统深入地探讨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并不正面描写战争的残酷性，而是把笔墨倾注到六个女电话兵和一个男步话机员刘毛妹身上。作者并不回避人物自身弱点和遭遇到的实际困难。这六个女兵初到部队，有的就被送了“五香嘴”“眼窝浅”的外号，初到战场又因害怕越兵死尸而延误时间，挨了批评，可是她们耐住了酷暑阴雨，熬过了嗓子出血、蚂蟥叮咬和特殊情况带来的不便，枪击匪徒，生擒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她们战胜了敌人的凶顽的同时，也战胜了自己的怯懦。正如邦达列夫所说：“一个人在战争中没有体验过包括自卫和死亡的威胁在内的正常的感情，这是种病态的现象。一个人能够战胜恐惧感，能够表现出勇敢精神，在这里我看到了英雄的本色。”[12]刘毛妹是带着身心的伤痕来到战场的，十年浩劫使他过早地失去了青年人的热情与天真，变得忧郁、迷惘、偏激、处世冷淡，作风散漫，甚至不守军规军纪（如看电影后对陶珂的失礼行为）。然而，生活的逆境又铸成他清醒而善于思考的头脑，外冷内热的性格。他敢于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消极面，内心深处时刻系念着国家人民的安危，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献身战场。作者没有“洗去”刘毛妹的本色和本性，包括弱点和缺点，而是突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让人感到他首先是平凡的普通人，然后才是英雄。“从人性的视角关怀每一个人物，使全篇弥漫着浓厚的人情味，并将人物的英雄壮举与人性美的光辉完美融合。”[13]
无独有偶，《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也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战斗英雄，他别开生面的“牢骚”，把幽默、直率、粗鲁、机智融为一体。他满不在乎地对高干事说：“喂，笔杆子！一旦我靳开来‘光荣’了，你可得在报纸上吹吹咱呀！”战前提升他为副连长，他又戏称“是给我个首先去死的官衔”。如果按以往的英雄标准衡量，他不仅不可能是英雄，甚至思想觉悟也不高。然而就是这个满腹牢骚怪话的靳开来战斗中慷慨赴难。在战时十万火急的形势下，用生命砍回了一捆具有“战斗力”意义的甘蔗，救了一个连队的命。临牺牲前靳开来从左胸口袋里掏出的“全家福”照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展示英雄心灵的窗口，在那粗鲁刚毅的外表之下，还跳动着一颗热爱生活、与妻儿息息相通的心，可见，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里人物的复杂性体现出外在表现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随着人物自身性格逻辑的发展，这种差异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裂变过程，最终以内在价值的升华使差异性复归统一。靳开来的形象塑造使这种差异和裂变得到了和谐完善的统一，形成浑然一体的英雄性格，是打破英雄塑造单一模式的又一成功的创造。小说塑造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的英雄群像，“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梁三喜，“知耻近乎勇”的赵蒙生，立志高远却死于臭弹的“小北京”，累死在急行军中的司号员金小柱……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是在炮火和硝烟中向我们走来的战场上的英雄，那么，郑志桐、袁翰、西帆、古沉星则是和平环境下军营中的英雄。《天山深处的“大兵”》里的郑志桐既眷恋爱情更要献身边防的爱国情。作品既写出了战士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更糅进了郑志桐战胜儿女柔肠的爱情纠葛，从而突破以往英雄人物不谈情的“左”的创作模式。《引而不发》中的老参谋西帆三十年来，一直潜心于未来战争的研究，处在“引而不发”的紧张的战备状态中，没有鲜花和荣誉的平淡生活中，在忍耐、期待、失望的煎熬中，“把一样的功劳铺得很平很远”，让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默默地燃烧。同样，《凝眸》中的古沉星等守岛战士铭记父辈血染海疆的历史，把爱与恨凝成锐利的目光，时刻监视着海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传出了一代军人的神韵和心声。我们从这种“非可歌可泣”生活的背后，不难发现可歌可泣精神的熠熠闪光。
还有一些在以往军事文学中从未塑造过的士兵形象也从作家们尘封的记忆中钩沉而出。同样大鹰把笔触伸向一个曾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战俘集中营，有6000名志愿军战士因弹尽粮绝而被扣押在此。他们遭受着残忍的戕害，甚至被剐心剁肉而食，仍坚贞不屈，在炼狱、烈火中，净化心灵，涅槃永生，显示了中国军人志不可夺的国格和人格。作为战俘，是弱者；作为军人，却是勇士、英雄。在参谋长魏林的领导下，他们经过三年的浴血斗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们虽然没能像幸运的战友那样，挂着鲜花，走进凯旋门，享受着英雄的礼赞，但他们用生命、意志证实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仍不愧为当代英雄。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英雄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
物欲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侵蚀了以书写英雄为指归的军旅文学。20世纪80年代，我们从梁三喜、靳开来、郭金泰身上感受到悲剧意蕴的崇高，在孟中天、苏子昂身上找寻到“英雄梦”“将军梦”，到90年代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醉太平》中所展示的在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中沉溺与迷醉的“英雄的碎片”。正如作者朱苏进所言：季墨阳、石贤汝“他们或许本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个英雄的碎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耳朵，在那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脚趾头，但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英雄”。[14]“英雄无觅”这是英雄的宿命，还是时代的悲哀？邓一光也无奈地感慨道：“英雄主义，如今很像一个传说，或者，它很像一个童话了。”然而他拒不相信“一个时代的英雄主义也会死去”[15]，他投入全部的激情去寻找和确认英雄。从《父亲是个兵》到《我是太阳》《走出西草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寻找英雄的心路历程。王曼铃《寻找太阳》中完成了一个“寻找英雄”的寓意表达。表面上她在寻找梦中情人，其实在寻找一种精神理想之光、英雄主义之光，它像太阳一样炫目迷人，即使经历失败，她仍不言悔。同样我们欣喜地发现无论是钩沉历史（《日出东方》《孙武》《赵一曼女士》），还是书写当下（《突出重围》《北方城郭》），都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英雄。这些英雄形象从“躲避崇高”“贬低英雄”的思潮中突围而出，回归文坛。
《英雄无语》通过带有当代知识女性诸多特征的“我”来对“我爷爷”“我奶奶”的生活历程及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的诉说，勾画出爷爷所实有的历史原色，体现了隔代人对先辈生活的解读。小说以不拘常习的叙事方式，结合了祖辈人的民俗进行考证和探究。一首流传至今尚不得解的客家歌谣，在作者精心梳理和注释下，显影为一个家族的庄严而沉痛、苦难而辉煌的史诗，从客家人独特的精神禀赋来感受和审视爷爷、奶奶的生活历史。同时又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对历史和英雄进行质询。如作品中所揭示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历史，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被人演绎过的？多少在当时就被掩盖和谋杀了？”爷爷作为一名资深共产党人，曾在“特科”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在个人生活和家庭关系上却一团糟。他对奶奶冷漠、专横，对二奶奶弃之如敝屣，处处流露出对女性的支配欲和无视家庭责任与道德规范的男性专制意识。小说从事业与家庭生活两种人生领域，展现作为革命者的爷爷的整体形象，一种红色与黑色混杂糅合而成的人物色调。然而男性宏大叙事的缺失，为游离在历史和革命边缘的“奶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奶奶从闽西大山走来，质朴刚强、宽厚慈爱，为支持家庭和爷爷的事业忍辱负重，吞嚼苦难，做出巨大的牺牲，是“我”心中的英雄。与项小米一样，姜安也在《走出硝烟的女神》中书写女性的独特体验。作品给陈大曼所领导和护理的一群军中女性，一群即将临产的孕妇们，提供了展露各自往事与现状、精神创伤与严酷处境的契机，从女性和新生命的孕育者的角度，揭示了战争的严峻和残酷，为在特定历史时期承受比男性更多的痛苦和使命的巾帼英雄，谱写了独特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