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短篇小说中的新中国形象
纵览新中国70年来的短篇小说，通过对小说题材、典型人物形象与创作思想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三类主要的新中国国家形象。这些形象或是直接反映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社会历史变革，或是寄寓了作家自身对于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希冀。
其一，小说中展现了团结统一、充满凝聚力的国家形象。
新中国70年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充满强大民族凝聚力的国家形象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表现祖国统一方面，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在对从大陆来到台湾的退伍老兵与台湾漂泊的一名底层妓女之间的爱情进行刻画的同时，传递了渴望海峡两岸团结统一的主题。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一直存在隔膜与误会。正如作家陈映真本人所说：“一个分离和对峙的民族是一个残缺和悲伤的民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此十分敏感，一直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反映这种分离造成的痛苦。”“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团结。”这种真诚的中国情结，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之中，寄寓了作家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强烈呼唤。
在表现民族团结方面，高缨在50年代创作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小说通过描写达吉与她的汉族生父与彝族养父三人的纠葛，揭露了彝族地区旧社会中人民受到的苦难与压迫，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凉山人民的解放，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10]。正如高缨所说，他的创作初衷来自他对当时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的亲身感触，在当时改革基本完成的背景下，一些地区依旧存在着民族隔阂，因此他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激发下，通过这篇小说表现国家在民族团结方面的努力与成果[11]。
其二，小说中展现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国家形象。
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始终贯穿在描写新中国的文学作品之中。以作家方之在60年代初创作的短篇小说《出山》为例，小说中的主人公王如海身上凝结着热烈跳动的时代脉搏。在决心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现状的小王庄，王如海被村民们一致推选出来作生产队长，他深思熟虑、周密妥帖的脱贫计划，以身作则、勇于担当的奋斗精神，使他成为富有代表性的农村新人形象。他本人乃至全家、全庄人的进取意识和拼搏精神，都可以看作是当时伟大祖国的生动缩影。
70年代末，《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的形象在当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小说发表之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纷纷将乔光朴誉为实现“四化”的先进带头人物。乔光朴精神之中始终保有的革命热情与“拼命精神”，使他不仅能够紧跟时代变革的步伐，还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进步力量。这种“热烈、激昂、燃烧着生命”的奋斗者形象，适应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也反映了国家的积极面貌。
从肖像来看，乔光朴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显示出他作为“力量的化身”刻苦肯干又兼具改革雄心的特质。从乔光朴在机电厂推行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上任之初，他首先处理的是自己与工程师童贞的关系问题。乔光朴在童贞全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在厂中宣布二人已经结婚，即便他们会因此遭受更多不实的非议，将这次“先斩后奏”的婚姻作为自己在厂中开拓现代化生产方式变革新局面的序幕。身体政治的相互转换与紧密联结超越了个体身份命运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对立与距离。上任以后，乔光朴充分展现了有令必行、敢作敢为的过人素质，“他说一不二，敢拍板也敢负责，许了愿必还。他说建幼儿园，一座别致的幼儿园小楼已经竣工。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拿到了奖金”。而最为关键的是，具备苏联留学背景的乔光朴凭借专业的技术知识与先进的管理方式，通过实行考评机制与整顿裁剪管理机构，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技术革新，更是在现代化探索中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获得了以霍大道为代表的上级的认可与支持。
小说中乔光朴作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寄托了当时“强国梦想”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也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路线方针的热烈回应。乔光朴思想精神中表现出的，正是整个民族的拼搏精神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个体的价值命运紧密结合的典型。
其三，小说中展现了勇于变革、善于反思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一个今天中国形象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包括对整个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国形象的重释”[12]。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文学作品对于国家在曲折前行的历程中展现出的变革精神与反思意识进行了充分的描写与刻画。
在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班主任》荣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榜首。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在小说中对生活现实进行了理性的审视，重拾起现代性思想启蒙的主题，充分肯定了知识与理性的宝贵价值，在反思中展现了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层面的新气象。小说的思想内核主要围绕如何教育和改造问题青年宋宝琦展开，班主任张俊石老师作为叙述者反思的声音，连缀起四种不同的认识态度。其中，文章开篇的曹书记将教育与改造宋宝琦的任务交给张老师，并且向他提出了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即是否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与之朝夕相处，而小说结尾处张老师回忆中曹书记支部会议上的发言“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便是给出了一种肯定的回答。可以说，曹书记是当时教育思想层面党的先进方向的代表。数学教师尹老师与班级里一部分反对宋宝琦到来的女同学可以看作是不够清醒、尚存犹疑的群众意识的具体显现，但张老师的言说与结合先进著作的教育最终使得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认识得以提高。满怀热忱但思想充满僵化色彩的团支书谢惠敏表现了亟须变革的“被愚弄的意识”与思想的盲从，而作为对照的石红及其父母则可以看作是清醒的意识与独立思维的代表。整部作品不仅敏锐传递了智性的反思与新时期带有启蒙色彩的呼唤，还以“春”的意象贯穿其中，刻画出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气象。“1977年美好、幸福的春天”不仅带来了“迎向更深刻的斗争，付出更艰苦的劳动”的新的要求，更是新时期充满希望的具象象征。
总而言之，通过对新中国70年来的短篇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在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书写中概括出团结统一、充满凝聚力的大国形象；在农村新人与改革先锋身上感受到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思想启蒙中体味到新时期勇于变革、善于反思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