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十年：从“八戏一书”里“走出去”的新人形象
中国当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树立人物形象的任务往往落在小说上，但“文革”十年是个例外，“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八部样板戏分别是京剧《红灯记》（The Red Lantern）、《智取威虎山》（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海港》（On the Docks）、《沙家浜》（Shachiapang）、《奇袭白虎团》（Raid on the White Tiger Regiment），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Red Detachment of Women）、《白毛女》（The White-haired Girl）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八部戏都曾在《中国文学》杂志上译载，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以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样板戏的英译本在扉页上通常都有红体字的毛主席语录，其中出现最频繁一则是：All our literature and art are for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and in the first place for the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they are created for the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nd are created for their use.（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的。）语录的引用体现出“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样板戏”全力打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都是“特殊十年”艺术中的英雄形象的代表。
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文革”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来自他创作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金光大道》中的男主人公高大泉极具“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特征。他的形象突出而传神，就像一幅素描，画面质朴，线条清晰：刚刚欢度国庆一周年，又祝贺土改大胜利。在明净的天空下，在温暖的阳光里，一阵车轮响，一片黄土烟，过来了一辆木轮排子车。车上装着满满尖尖金子一样的黄土。拉车人“像一头稳健的牛，用力向前猛拉”……[19]这位拉车人就是高大泉，他的出场画面让读者感到亲切明快，又能感受到拉车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从旧世界走向新天地。当他朝着新天地走过去时，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农村到底应该往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高大泉当然选择前者，因为这样能够保证翻身做主的农民搏击长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上金光大道。浩然的小说向外传递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表达出与西方社会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旨在树立新的文化形象，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世界接受了浩然的作品。汉学家詹纳（W.J.F.Jenner）于1967年在《当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上发表论文《作家眼里中国乡村的阶级斗争——浩然的〈艳阳天〉》（Class Struggle in a Chinese Village——A Novelist’s View：Hao Ran’s Yan Yang Tian），华裔学者黄胄（Joe C.Huang）1976年在《当代中国》（Modern China）撰文《浩然：农民小说家》（Hao Ran：the Peasant Novelist）。詹纳的论文从创作、人物、主题等方面对《艳阳天》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作家浩然“对中国农村的特定历史时期进行了相当完整且直接的描述。小说详细记述了新中国农村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官媒和国外观察者报道的极大补充”。[20]他明确指出：“浩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时代的烙印，却是成功又真实的典型。……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中间派都独具特色，保有个性。”[21]在小说的主题上，詹纳认为“浩然能够洞察中国农村政治冲突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并且知道在确保农业集体化繁荣的条件下，每个村庄的领导力都达标的重要性”。[22]詹纳在论文中写道：“很少有中国作家能正确地解决党的政策路线要求与复杂的真实生活之间的矛盾。”[23]言外之意是浩然做到了。詹纳的这篇论文虽然总体来说，介绍性的、评论性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在20世纪60时代能够同步、正面地介绍和评论“文革”期间的中国小说，让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为域外所了解和接受，十分可贵。
黄胄的论文《浩然：农民小说家》首先介绍了浩然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创作，然后重点分析了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将两部作品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在对《艳阳天》进行分析时，黄胄把这部作品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艳阳天》与同样题材的早期三部作品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势力之间斗争的主题，二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24]黄胄认为“浩然从不回避描写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质，他用了上百万字的篇幅生动地描绘正面力量和反面力量的交锋”[25]，凸显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其他的三部作品基本上没有触及阶级斗争；在创作方法上，黄胄认为“浩然以温柔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故事结局让我们满意。浩然向我们展示，中国的青年男女，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能拥有美好的爱情”。[26]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融合”[27]。
黄胄认为浩然的《金光大道》是“文革”期间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小说，“值得研究”。[28]首先，浩然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他“熟悉土壤、种子、庄稼、季节、节日和文化习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家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29]浩然善于运用象征符号，树立新人形象。例如，高大泉把一根巨大的树墩砍成了劈柴。黄胄认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的弟弟二林，爱上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兄弟俩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一个致力于组织互助组，另一个希望建立温暖的小家庭。家里的院子用高粱茎栅栏分开，树墩没有被注意到，被认为是干的、死的，却生出了新的嫩芽，它象征着旧的秩序依然存在，死灰复燃，而高大泉把树墩劈成劈柴，表明了他粉碎了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决心。”[30]高大泉的新人形象在英语世界备受关注。
“文革”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新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较大转变，社会主义新人、新风尚在西方的报道里出现。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得到扭转，西方人看到红色中国巨大的物质进步，带回了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是一个信仰虔诚、道德高尚的社会……人民看上去健康快乐，丰衣足食。”[31]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英语世界对新中国文学的译介不再将重点放在“异端文学”上，而是加大了对正统的、主旋律文学的关注，华裔学者许芥昱在其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译作选中就收入了《金光大道》，他于1980年出版了另一个选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作品选》，（Hsu，Kai-yu ed.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收入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艾芜的《夜归》、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茹志鹃的《百合花》、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或节选或全文作品。另外，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的，除了詹纳和黄胄以外，还有白之（Cyril Birch）、戈茨（Gotz Michael）、赫格（Robert Earl Hegel）、马若芬（Josephine Matthews）等西方本土学者，以及杨富森（Richard F.S.Yang）、蔡梅曦（Tsai Mei—hsi）、夏志清（C.Hsia）、时钟雯（C.W.Shih）等华裔学者，他们有的着眼于某一位作家，也有从人物形象、创作主题进行分类探讨的，他们理解、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把描写革命与建设的新中国文学视为严肃的作品。这些学者在研究中所透露的中国形象明显比“十七年”时期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