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与国家

上述各类农民形象都对土地有深深的眷恋，对家庭和祖国有深厚的情感。一方面，农民在国家政策的利好下，努力奋斗争取个人幸福，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做贡献。另一方面，国家、党性、社会主义信仰以“精神导师”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具体表现在：其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乐观主义精神，对上级党组织、毛主席的信任。《创业史》中出现了许多“毛主席英明”“毛主席曾说”。《艳阳天》中萧长春一边抽着烟，一边思谋着“不要急躁，不要害怕，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定有了全面的战斗部署”。梁生宝和萧长春在语言运用上包含了大量政治话语。他们对党和国家忠诚，将个人发展的途径与国家政策方向联系在一起。易晖认为：“正如战争年代中国农民把他们翻身做主人的希望和途径寄托在党和领袖身上一样，建国之初，他们依旧把过幸福日子的希望和途径寄托在党和领袖身上。^[4]”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中说道：“他们（农民）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5]

其二，小农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蜕变。公民个人对自己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有了认知。这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与自身关系的关注和自觉。民众开始以“集体”的形象出现，这与当时合作化生产对生产方式的要求相吻合。易晖认为：“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扶持，都只能在集体生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许多合作化小说中，我们都能读到互助组、合作社的集体生产通过变革劳动方式和技术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如《创业史》里信用社贷款、引进新稻种、集体进山搞副业、新法育秧、施用化学肥料；《三里湾》里修水渠、改进灌溉；《艳阳天》里种植果木，新法养牛……”^[6]《创业史》中常说，社员要以社为家，重大事项都要有集体共同表决。甚至在个人情感选择上也要以政治标准为第一。当梁生宝发现自己的婚姻对象与政治道路发生了冲突时，他毅然选择政治正确的道路。他曾说：“我梁生宝不能为了男女问题，叫郭振山同志说长道短。”

其三，精神导师对新人的指引。精神导师的合理性在于国家政策的施行必然要通过农村基层干部传达给广大农民。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非常欣赏梁生宝，关注他在蛤蟆滩的作为，鼓励他积极参与党内最新安排下来的工作。《艳阳天》里萧长春曾说：“咱们这个社会最能感化人。”小说字面上诉诸的是：党的政策，团结、拧成一股劲儿斗争，耐心的说服动员工作。但其实需要的是萧长春这样的肉身榜样^[7]。《“漏斗户”主》中陈奂生的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对他“提升政治自觉”的提醒。禾场开秤时，书记称第一批稻谷给陈奂生。此外还有吴楚书记对陈奂生的照顾；德顺爷爷、刘巧珍对高加林的宽容和帮助；田晓霞、田福军、《白轮船》对孙少平的帮助；白立国对曹双羊的引导。